国人必须改变饮食习惯 （2011-10-05）

社论

2011年10月5日

　　根据保健促进局在去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有八成本地人每天摄取的盐分量，超过了健康标准。每日的盐标准 摄取量为5克，相当于一茶匙；但是本地人每日平均的盐摄取量却高达8.3克，超出健康标准的六成。保健促进局表示，摄取过量的盐分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风险 之一，而高血压又是引发中风、心脏病和肾衰竭的罪魁祸首。目前，患有高血压的国人高达23%。

　　另外一个同样叫人吃惊的调查结果是，本地 人摄取的盐分，有六成来自盐巴和酱料，37%来自加工食品如鱼丸、鱼饼、面包和面条等，其余的是新鲜食品中的盐分。这意味着只要在小贩中心吃一餐，就有可 能摄取超过一天标准的盐分。比如，一碗鱼丸面汤就含有7.3克的盐、一碗马来汤面（mee soto）有6.7克、一碗虾面6.1克。对于每天都在外用餐的上班族，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讯息。

　　对800名年龄介于18岁到79岁的 本地居民尿液样本检验结果，可以发现30岁到49岁的成人，每天的盐分摄取量最高，达到9克。这是因为他们每天至少有一餐或两餐外食。此外，本地小贩餐饮 业“食阁化”——由财团统一经营、食材由工厂加工生产——的结果，意味着食品为了保鲜及美味而含盐量越来越高，但消费者的选择却越来越少。再加上现代职场 的竞争日益激烈，长时间的工作使得在外用餐的机会增加，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国民的整体健康。

　　新加坡开埠初期，物质贫乏，加上南来的移 民多是从事劳动量大的苦力，在饮食习惯上逐渐形成高脂肪（烹调手法多煎炒油炸）、高蛋白（物尽其用地食用动物内脏）、重口味（各种咸、甜、辣的酱料来增加 口感）的所谓南洋风味。虽然现代人的劳动量已经没有上一代高，可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却不易改变。美国快餐的引入，无异雪上加霜，各类“富贵病”遂流行起 来。

　　人文学者都知道，文化习惯的改变耗时费力，最为困难；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知道了目前的饮食习惯，将会导致长远的公共医疗问 题，就有必要寻找解决之道。保健促进局的营养卓越中心，已经开始和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标新局等机构合作，推出兼顾功能性、创意、营养、效果、有科学依 据以及可口的FINEST食品计划，针对国人的健康需求，研发较健康和功能性的食品。

　　除了从日常的小贩食品入手，减少其食物的含盐量， 国人自己也可以主动调整心态及饮食习惯，例如平时在外用餐时多吃水果，有机会就尽量使用新鲜食材，少吃加工、烟熏及用盐巴防腐的食品。所谓“病从口入，祸 从口出”，每天超标地摄取过量盐分，对身体是个不小的负担。享受美食固然是人生乐事，对于让自己享乐的身体，多少也应该予以照顾；等到得病后必须戒口，悔 之已晚。

　　好习惯从小养成，学生每天在学校用餐，正是社会可以介入的好机会。作为打造本地健康饮食环境的一个环节，保健促进局最近就在伟 林小学启动“保健学校食堂”试验性计划，让学生在校内享用健康套餐，培养他们健康饮食的习惯。类似的计划值得尽快普及，让更多学生受益。言教不如身教，家 长也应当以身作则，在家里多采用新鲜食材和自然调味料，外食时也尽可能少吃重口味或高盐分的食物。

　　改变饮食习惯，尤其是对每天都需要在外用餐的国人，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在了解了日常生活中过量摄取盐分的事实后，必须转化为自身的健康意识，一有机会就身体力行，尽量减低这个长期隐患的威胁，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开放、自由与创造力 ——“We f***ing did it”引起的思考 （2011-08-03）

于文轩

　　在刚刚举行的2011年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黄金辉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Trinetta Chong代表毕业生发表毕业感言，她最后一句“We f***ing did it”把全场的气氛带到了高潮，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也把她带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她的感言被上传到了youtube等互联网媒体，引起了世界范围网民 的关注。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这么重要、严肃的场合说这个“脏字”是否合适呢？引起了新加坡民众的辩论，就是在笔者的朋友圈里，大家 的意见也不一致。说实话，当Trinetta有感而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一名在大学任教的教师，我被深深感动，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能培养出这样的优秀 学生感到自豪，从另一个角度说，Trinetta展示了新加坡高等教育，特别是南大取得的成就。

　　对很多人而言，f***ing是一个脏 字，但是语言是活的，是不是脏字要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书面还是口头，使用者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Trinetta脱口而出的这个词，在我眼前展现的是南 大学子们头悬梁、锥刺骨鏖战图书馆和教室的动人场面。在新加坡教书这几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南大教师们敬业和学生们的刻苦和认真。想想我每学期给学生们布 置的数目繁多的课内和课外阅读，想想学生进行学期小组研究汇报时因熬夜而红肿的双眼，我心里都很过意不去。我只是学生们在大学四年里碰到的或许最不认真的 老师之一。在毕业的时刻，回想起那些个应试应考的不眠之夜，回想起绞尽脑汁和同学们一起完成研究项目的痛苦和快乐，还有什么能让Trinetta和她所代 表的同学们更好地表达他们此时此刻的百感交集和喜悦呢。说实话，作为南大的一名教员，彼时彼刻，我完全没有感到受到冒犯，我同她一道为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所 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喜极而泣。回想起我终日打牌、睡觉的大学时光，就是让我有机会代表毕业生演讲，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么百感交集，感叹自己文凭得 之不易的肺腑之言。

　　即使在现在，还有人对新加坡的大学生有一些刻板的成见, 认为他们没有活力，只知道背书，没有创新性，只知道尊重权威，唯唯喏喏。我的教学经历告诉我，新加坡的大学生越来越有活力、批判精神和创造力。他们不仅基 础扎实，他们更敢于提问，也敢于挑战权威。在我的辅导课上，每次都有同学不同意我的看法和我展开讨论。第一年，我要求他们组成研究小组对与公共管理相关的 课题进行研究和汇报。他们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的视野非常宽广，不仅仅是本土课题，他们更多的是国际比较的视野，有的竟然关心梵蒂冈和墨西哥的公共管 理课题。他们的研究方法也让我非常意外，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们到地铁站、菜市场对普通民众、政府官员、同学、朋友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我的那门课是选 修课，他们严肃认真的精神让我都获益颇多。南大商学院的本科生年年都在国际商学院案例大赛上取得佳绩，对外人而言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我的经历看，丝 毫不奇怪。扎实的基本功、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南大学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应鼓励学生张扬个性

　　在知 识经济的大潮里，人才的竞争力体现在他是否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在具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严谨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之外，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孕育开放、自由的大学文化。开放、自由的大学文化，意味着鼓励青年学生张扬个性，表达想法，让他们异想天开、胡思乱想，在思 想和观点的碰撞中成长和获取新知。过早地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合什么可以想、什么可以讲和什么不可以想和讲的“一片好心”会扼杀他们的活力 和创造力。我们不能要过早“成熟”的小大人，我们要的是活力四射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人。南大新校长安博迪教授有一次在校报发表文章，深有感触地说，南大的学 生改变了很多人对新加坡大学生的看法。不少学生在路上碰到他，会问他问题和提出自己对教改的建议。在我看来，Trinetta的有感而发，正说明了南大正 在形成的开放、自由的校风，这是新加坡各级教育工作者，南大历任校长和全体教师努力的结果。试想，在一个没有活力、非常约束的环境里，在一个重大的场合 中，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战战兢兢、束手束脚，讲任何话前都先自我审查一遍，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要深思熟虑，这会是多么无趣的场面，这样的活动又有什么 意义。

　　Trinetta被同学们票选作为自己的代表，能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无拘无束地讲一句可能很多人认为不恰当的话，从一个角度 也说明了南大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在某些国家，在大学的毕业演讲由谁来发言，学生们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演讲稿也早早提交被审查和修改。在 那样的氛围里，Trinetta这样的发言是断断不会出现的，那样的毕业典礼注定是无聊乏味和很快被人遗忘的。

　　Trinetta的感言 虽然是即兴的和发自肺腑的，但是她落落大方，演讲的语调和语速都非常得体，在最关键的一刻画龙点睛，将整个毕业典礼的气氛带到了最高潮。这场毕业典礼不仅 仅是毕业生终生难忘的，也引起了媒体和国际教育界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和南大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说，这是多么有效的大众传播。在我看来，她引起的争议绝对是利 大于弊。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学生讲脏话，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张扬人的自由和个性。过多的谴责和责备年轻人，只能扼杀他们的天性和创造力。退一万步 说，Trinetta确实说了不合适的话，这次的经历对她而言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一步。这个教育的效果，不是事先训诫和审查可以达成的。

可能有的人会担心，笔者的称赞会助长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说脏话。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这样的担心是假设我们的大学生都是幼儿，不懂什么时候应该有什 么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担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可能有活力、创造力和担当的。我个人是很鼓励学生在毕业典礼的致词里，利用这个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活力。我 不认为故意说脏话可以达到这个目地。就算Trinetta这次说的是脏话（尽管我不这么认为），下次演讲者再这样说就是东施效颦了。我很期待下次毕业典礼 中，我们的毕业生能以更有创意的方式给我带来惊喜。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毕业典礼爆粗口事件的反思（2011-08-04）

陈晞哲

观点碰撞

　　有别于往年的循规蹈矩，本届南大的毕业典礼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另类焦点。引起舆论哗然的是一位毕业生代表，在致 词时爆粗口的脱序演出。就连远在国外的朋友，也从网络上看到这个清秀女生致词的画面，并捎函问我这个南大校友有何感想。本来对这起小风波不想置喙，但在了 解整个事件的始末，并看到女生的自我辩解和各方的迥异反应后，我反而产生了不同的联想和省思。

　　以感性的角度而言，庄严的大学毕业典礼是 莘莘学子开启职场生涯前的一场告别式，标志着人生迈入另一阶段的新里程碑的开始；从理性的思考出发，出席典礼的毕业生和来宾都须遵守服装和仪容的准则，因 此在神圣的殿堂之上突然爆出一句不合时宜的粗话，突兀尴尬的场面所引起的震撼，当然会成为巷议的热点话题。

　　一般卫道人士大加挞伐的，不 外是场合不适当的问题，甚至是审思道德教育失败的慨叹，那也许是大家都公认、不容扭曲的事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个别跳出来为女生缓颊甚至辩白的“支 持者”，当中不乏女生的同侪、老师，还有在职任教的讲师在媒体撰文，宣称那种即席表现是合乎温馨自然、张扬自由性格的开放风气，甚至谓之“感人肺腑”云 云。

　　我必须承认，对于那个“出口成脏”的女生，我也认为没有苛责的必要。因为，只要熟悉当下新生代的语言风格，就能明了那个字眼其实很 多时候已变成他们的口头禅，在他们日常纯熟的运用中已脱离了原始粗暴的含义。若真要设下基准，那也是个人涵养的问题。令我讶异的反而是那些旁人为她辩解的 理由，除了同侪对她的“大胆”表达钦慕的支持之外，同校的讲师还以“悬梁刺股”等寒窗苦读的典故，来“阐释”她那一刻脱稿演出的激昂心情。

　 　作为过来人，我相信许多走出象牙塔的人都经历过苦读应考的磨砺，那种焚膏继晷的记忆永存心底。尤其是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终于画下句点，披上礼袍领到文 凭的那一刻，心情的激荡肯定终身难忘。然而，作为一个被选为致词代表的优秀毕业生，感动的刹那不应当只有那句秽语可以表达心中澎湃的情绪。在许多海内外的 著名学府，毕业典礼上不乏真正感人肺腑的致词，而且都不需要搬弄粗鄙的市井语言来强调亲和力。

　　纵使舆论沸腾，身为事件主角的女生在面对 媒体时一派淡定，措辞中也不认为自己坦然表达情绪的方式有错。或许，站在她的新世代思维的立场，她是没有错的，错的反而是不同世代理解上所弥生的代沟。毋 庸置疑的是，毕业自大众传播系的她，在本来平淡无奇的毕业典礼上，成了万众聚焦的主角，弗论评价是褒贬的正反两极效应，她的曝光率已在本届甚至历届毕业生 中居冠，风头更是盖过了许多学术成绩出众的同届同学。

　　在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不论在任何领域，为求出位者会使出浑身解数，即使是负面新 闻也在所不惜。在功利至上的今日社会，所谓的传统价值已不合时宜，硬要把它套在新世代身上只会自讨没趣；只是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反而是那些为一己立场拼凑 歪理，有意识地将普世价值移形换影、模糊是非的人，强辩之词比那句刺耳的粗口更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是一名商人

加强种族的融合 （2011-02-12）

林冠雄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国家。各族和谐相处，乃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虽然立法确保宗教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种族的冲突（宗教和种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之法。要做到初步的治本之法，我想可以先从学校着手：

　　一、我国学校在体育活动方面，种族分化的现象相当明显，华族学生所注重的是篮球、排球和乒乓，马来族学生则集中在足球，而印族学生则喜欢钩球。而国家的体育代表队的成员也多数是以各种族代表各自喜欢的项目。学校如能鼓励各族学生和其他种族一起玩各种球类，对我国的各种族的融合，应是很有帮助的。

　　二、众所周知，在新加坡英文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也是各族之间的沟通用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母语是各母族文化的载体，各种族必须掌握自己的母语，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是在想，除了英文和母语，我国教育部是否可以安排学生学其他种族的一种语言呢？例如华印族学生学马来文，马来族学生学华文，任学生选择。为了学英文和母语，我国的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已经够大，因此学其他各族的语言须在毫无负担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例如在周会时，学生可分组学习其他种族语言的简单会话，学校定下目标，如小六毕业，一百句，中学毕业，两百句等，没有考试，也没有测验，只有奖励那些学得好的。这样做，我想对各族的融合也会有帮助。

　　三、学校可安排各族学生到其他种族的宗教膜拜场所如回教堂、印度庙、华人庙宇等去参观（须先征得学生父母的同意），以增进他们对其他宗教的了解。这样学生长大后，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变成宗教极端分子。

　　种族的融合是渐进的、是有心不怕迟的，也可说是任重道远的。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下，我国的种族融合，将会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如果种族融合的工作大功告成，新加坡人就会变成一个民族。

移民政策透明化有助打破隔阂 （2011-02-11）

毋庸讳言，我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本地公民对新移民感到不满的问题。不满的原因很多，包括所谓新移民抢了本地人的饭碗，新移民对新加坡的效忠度和认同感不足，新移民不必服兵役却得到与公民一样的待遇等等。其中不乏一些充满情绪的非理性认知，而归根结底，主要是对“新移民”这个概念认识不清所致。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新移民”似乎包括了新公民、永久居民，甚至一些持就业准证的长期居留者。可是，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严格意义上的“新移民”应该是指“离开自己的国家并在另一个国家永久居留者”，也就是新公民和永久居民。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布的《2010年人口简报》（Population in Brief 2010）显示，当局是把永久居民和新公民统称为新居民（new residents）。在2009年增加的新居民中，有5万9450个新永久居民和1万9928个新公民，比2008年的7万9167个新永久居民和2万零513个新公民来得少，但是在2009年新增的新永久居民和新公民中，有中学以上学历的却分别占了79.5%和64.6%，均比2008年的67.8% 和36.6%来得高。

　　这份报告还显示，2009年，在我国的总人口中，有320万个公民，53万个永久居民和125万个非居民。与2008年的316万公民比较，我国公民在一年内增加了4万人，但其中只有1万9928个新公民，可见还是少于我国自然增加的人口。

　　从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控制移民人数方面还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在2009年最后一季度收紧移民政策以后，更是如此。而同样的数据也显示，在2009年获准成为新居民的7万9378人当中，无论是新永久居民还是新公民，素质都提高了，尤其是新公民。而新移民素质的提高，对我国的竞争力是有利的。

　　民情联系组的政策研究小组前天建议政府应该使移民政策及数据更加透明化，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两极化，促进新移民与本地公民的融合。其实，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今年初已经做出了初步努力，今后只要定期公布相关的数据资料，包括民情联系组所建议的外国移民的人数、永久居留权或工作准证的申请条件等，就能确保本地公民对移民事务有充分的认知。这将有助于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而不至于动辄诉诸情绪化的批评。

　　譬如说，本地人经常把交通拥挤归咎于新移民的增加。其实，从本地人口的构成看，除了公民以外，最多的是非居民，而不是永久居民。与其归咎于新移民，还不如说是庞大的非居民人口造成交通拥挤。但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基础设施和公交服务的供应量赶不上需求量，与移民人数的多寡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至于国人非常关注的新移民融合课题，也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如果是新公民，那就必须效忠和认同新加坡，融入我国社会也是其义务和责任；至于永久居民，他们的身份还是外国公民，是没有效忠和认同新加坡的义务的。

　　民情联系组建议凡是要申请成为我国公民的外国人，都应参加公民学习之旅，并在过后接受考核，及格者才能申请公民权。其实，从去年3月份开始，准公民都必须参加半日游、与基层领袖的对话会、上网测试，完成这三个环节组成的“新加坡公民之旅”后，才能获得公民权。

　　此外，人民协会为配合“社区2015总蓝图”，也拟定了分四个阶段协助新移民融入社区的指导方针，让各地基层组织有所遵循，以便今后更有系统和目标地鼓励新公民和永久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换言之，民情联系组的建议，有不少其实是有关当局正在进行的。相信在当局、本地公民和新移民的共同努力下，本地公民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是会日渐淡化的。

让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2011-02-15）

在大多数学校，学生成绩主要是其闭卷笔试的积分。闭卷笔试固然有其考核学习进度、促进学生学习热诚、选拔合格人才以便适当分配教育资源的重要功用。但另一方面，考试注重的是共性、是对现有知识的记忆，却不利于个性的发展、探索的习惯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日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各国的竞争力有赖于国民的创新才能，以及企业及民众应用并发展新科技的能力；因此先进国家都鼓励国民终身学习。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考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各国都展开教育和考试制度的改革。

　　我国和其他许多先进国家一样，近年的教育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淡化闭卷应试教育的竞争所产生的“淘汰”与“两极分化”作用，而尽可能以小组或个人作业评估、研究报告或论文的讨论和答辩、开卷考试等等方式，加入闭卷笔试的总分中，以确保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也确保学府能栽培出各类具创意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各领域人才的需求。

成绩不是一切 （2011-02-15）

李佳纭

　　或许，有些人觉得，在新加坡要奢谈成绩不是一切是一件荒谬的事。在新加坡，孩子成绩不好让家长们感到困惑。没有好成绩，该怎么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求存？在“智者生存”的社会里，成绩就是为了争取“铁饭碗”。因为好成绩已被社会定成有“钱途”。所以有好成绩，薪水也会丰厚，前途一片光明。

　　其实，强调考试成绩至上，反而使得教育真正的意义被模糊了。在无形压力的压迫下，学生们往往会忘了什么是正确的学习，一味认定成绩是最重要的。社会强调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是只要把书读好，得到好成绩就有享不尽的好生活吗？

　　那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我曾经就读的达善中学的前任校长杨女士（Mrs Yeo Chim Nam）是其中一个了解教育真正的意义的人。成绩固然重要没错，可是校长更注重学生全面的发展。每一位同学都务必参与课程辅助活动。因为校长相信，这将有助于学生们的身心发展。最让我赞叹的是，校长也不忘教育我们唱国歌和讲信约的重要性。她要求每一位同学都懂得国歌的意思，也要我们唱国歌时发音标准。让学生们不忘记自己的根，让他们饮水思源是教育的核心。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成绩再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过重视成绩学生才会忽略学习过程。忘了享受学习过程的乐趣。因此，回忆学校时只用贬义的形容词形容，比方说沉闷和无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注重成绩，才会限制自己的才能。无法把能力发挥潜能是教育的一种损失。总之，成绩不能衡量一个人的智慧。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的代表，反而是我们为那数字附上了意思。教育者应该把这一些概念灌输给学生和家长们，让他们了解教育真正的意义。应该注重的事包括了让学生发挥创意、身心发展，等等。

　　最后，我想分享比尔·盖茨（Bill Gates)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曾经在一些考试中不及格，但我的一个朋友全考上了。现在我的朋友是微软的工程师，我却是微软的业主。”盖茨以自己的人生经验说明，成绩不是一切，最重要的是怎么学以致用。

遭人闯入涂鸦 樟宜地铁车厂设施维修有疏失 SMRT企业被罚款5万元 （2011-02-15）

刘丽仪 报道

　　陆路交通管理局已完成樟宜地铁车厂保安疏漏事件的调查，发现SMRT企业在车厂营运设施维修上有疏失，决定施加五万元的最高罚款。

　　公共交通保安委员会（Public Transport Security Committee）是在SMRT地铁樟宜车厂于去年5月16日深夜遭人闯入并在列车车厢上喷漆涂鸦后，立即着手进行保安疏漏调查，同时全面检讨公共交通保安系统。委员会昨天公布了调查结果，同时提出新的建议和措施。

　　据陆交局文告指出，调查显示SMRT违反执照与营运（Licence & Operating Agreement，简称LOA）条例，没有履行经营者应有的经营与维修责任。

　　文告指出，SMRT没有经常检查、持续进行保养和维修车厂营运设施，陆交局决定以最高罚款五万元作为SMRT的惩罚。

　　公共交通保安委员会是政府在2004年成立，汇集了陆路交通管理局、交通部、内政部、警察部队、内部安全局、民防部队、国家保安协调中心以及两大交通业者SMRT和新捷运的代表，定期商谈公共交通系统安全事项，加强地铁站、地铁、巴士和巴士转换站的安全措施。

　　针对公共交通保安系统的检讨，委员会指出，本地的公共交通保安系统的机制健全，经营者也在事发后立即加强一些保安措施，但为了进一步改善保安水平，委员会对业者提出新的建议和措施。

加强保安措施

　　经营者已加强的保安措施包括增加每个车厂的保安人员、增加巡逻次数、改善车厂周围每个角落的能见度，以及在每个车厂装置较为牢固的蛇腹形铁丝网（concertina wires）。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进一步加强现有围栏的安全性，如地铁车厂的围栏要把金属铁丝网焊接在混凝土上，巴士车厂则装置金属铁丝网（Mesh Fencing），设置更多的保安岗、改善每个角落的照明设备和安装视频监控系统（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委员会也建议当局调派更多公交保安指挥处的警员到所有地铁站进行巡逻，检查可疑物品或活动，同时可阻遏别有居心者图谋不轨。

　　与此同时，委员会建议陆交局从管理规则架构和标准着手，制定营业者所需符合的保安水平。这方面，陆交局在去年8月修订了快捷交通系统法令，提高对地铁营运服务、执照申请和保安水平的标准。经营者若达不到要求，可面对罚款。

　　委员会主席周福荣说，这次调查中提供的建议是要提高本地公共交通系统的保安水平，同时强调公共交通系统的保安是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共同责任。

　　针对被罚款一事，SMRT发言人说，SMRT已从樟宜地铁车厂保安疏漏事件中得到宝贵经验，并强调会继续加强保安水平，保护企业的所属范围，确保乘客的安全。

　　另一方面，SMRT和新捷运对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并强调该起涂鸦事件发生后，他们各自加强了保安措施，如新捷运已增加20%的保安人数，并装置更多照明设备和闭路电视。

　　SMRT则在去年底装置了铝制铁丝网，篱笆上也装置侵入侦察系统和照明设备。闭路电视的安装工作则将在下月进行。

　　擅闯地铁樟宜车厂并涂鸦的瑞士男子奥利弗·费克（32岁，Oliver Fricker）被判坐牢七个月和鞭打三下，已刑满出狱。另一涉案的英国男子戴恩·亚历山大·劳埃德（29岁，Dane Alexander Lloyd）则仍在逃。

应正面看待教育改革 （2010-05-06）

5月4日《联合早报》头版头条新闻《李显龙总理重申——母语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特色》中提到，政府会逐步强化及更新母语教学和其考试制度，确保它与时并进。此外，新闻也引述了许多社会人士的意见，认为调低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是弊多于利。

　　无论新的教育政策如何，尤其是针对华文方面，或多或少有利有弊。新加坡的语言环境是偏重英语的，但是我国华人人口居多，近年来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是否应该多加重视并强化华文华语呢？世界各地现在都在兴起学习汉语（华语）的热潮，连一度排斥华文华语的印尼，都已经开始重视华语，新加坡自然不能逆潮流而行。

　　随着讲英语的家庭与日俱增，华语还是不能够忽略。毕竟，身为华人，我们必须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为此，我认为营造有效的双语学习环境是的确有必要的。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双语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尤其是华文，而不是把学习双语看成是极重的负担。

　　从学习双语（bilingual）到认识双文化（bicultural），这个过程相信是一般的学校能够实行的教育过程。要知道，语文的知识不只是限于听说读写，对于文化的了解也是有必要的。通过一些双文化的课程，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相信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学习华文的兴趣。

　　此外，若有必要，教师能够适当地以英语解释一些难懂的华文词汇。尤其是修读华文B课程的学生，若以纯华语讲课，有些学生实在是难以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但一般来说，适当地使用英语是有利的。当然，运用多媒体科技来辅助教学是有必要的。

　　在家里，家长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有些家庭用英语来沟通，但也得设法让孩子接触华文华语，营造双语的语言环境。这有利于孩子学习华语，并且提高学习的兴趣。

　　一旦掌握了语文，之后再加上考试的窍门，这么一来，无论考试的项目是哪些，或者考题有多难，也能够有信心地应付考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语文的学习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在整个教育体制的转型当中，有关当局按部就班地推行新措施、新教学法等，学生必定获益良多。

别让孩子沉溺于华文难学的想法 （2010-05-06）

自从教育部长黄永宏宣布教育部将检讨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后，我便一直在思考这个课题。我感到左右为难，心里不断挣扎。我的两个女儿经历了目前的制度，二女儿去年才参加小六会考。我的儿子，则将在明年面对小六会考。所以，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切身的。

　　我在求学时，是以马来文为第二语文，一直到A水准。在家里，我们基本上是用英语沟通，我的孩子几乎完全不看华文电视节目或电影。他们看的是英文书，朋友之间也全用英语交谈。因此，他们在学习华文上有点困难，在小学时也都选择不修读高级华文。

　　我的二女儿目前在南洋女子中学就读，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修读高级华文。她读得很辛苦，但有学校和补习课的帮助，还是能够及格。我们都同意尽一切努力，让她可以尝试克服任何障碍，最终取得突破和成功地掌握高级华文。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些成果，让我感到相当自豪。然而，我同时也得注意这些努力不会对她的其他科目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补习老师的帮助下，我另外两个孩子在华文的表现还令人满意。他们的成绩不是特优，但当我得知在新加坡女子学校中三的大女儿，第一学期的华文表现是在最优秀的10％之内的时候，我非常雀跃。

　　总而言之，虽然我本身会欢迎减少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但客观地说，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不强调华文，我的孩子和其他学生就会受惠。如果有推动力促使他们争取更好的表现，孩子是能够克服挑战的。

　　如果我们一味迁就他们，让他们沉溺于华文很难掌握的想法，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让我们感到自豪的高水平双语。

　　中国学生来新加坡两年后便能掌握英文，我们在幼儿园（至少）便开始接触华文的孩子，没有理由不能学好华文。

　　所以，我们不应该调低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

珍惜双语政策的成就 （2010-05-05）

社论 2010年5月5日

　　教育部长黄永宏在两个星期前抛出了“政府正在探讨减低母语在小六会考总分中的比重”的议题，在社会上随即引起了巨大反响，部长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发出人们不少的联想和顾虑，这折射出了两个社会现象：

　　一是，人们对双语政策的热切关注，等于是肯定了这个政策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二是，我们实行多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已经教育出新的双语一代，他们已逐渐成为一股意见主流，他们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方式和渠道。

　　年轻一代的家长对这个课题的反弹，也许是政府始料不及的。

　　李显龙总理前天特地发表文告，表示“留意到许多新加坡人，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校母语教育非常关注，特别是小六会考”。总理重申“强调母语，是我国教育制度至关重要的特色，政府会坚定不移地逐步强化和更新母语教学与考试制度”。总理及时出来表达立场，看来意在为任何不良反应和民间情绪“降温”，从总理的语气中，我们可以较乐观地期待，总理接下来要与教长一起会见媒体，阐明政府的观点与想法的时候能够进一步让年轻家长放心。

　　因华文比重问题而忧虑的人士目前可以稍为松一口气，总理对母语教育的肯定虽是一贯立场，但这时候的重申，人们也应该积极看待，我们希望双语教育政策不会由于任何“适应时代”的调整而产生质变，而动摇我们多年来建立起的根基。

　　母语教育要继续取得成功，华文教师在这个课题上的感受和士气，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年来我国中小学华文教师不断改善教学法，为配合社会的语言大环境，为提高学生的华文学习兴趣不遗余力，因此，任何降低华文在小学阶段的重要性的措施，对他们都是一种打击，意味着他们过去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赏识。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昨天发表的声明说：“小学离校考试中母语科的同等比重，对家长和学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任何不利于母语比重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学校与家长对教育资源的调配与投入，以及学生对母语科的学习态度。因此，教育部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应该正视这一点。小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为目的，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小学阶段应该各科并重。 ”这是我国华文教师的心声，他们争取的是华文科应该得到的尊重。

　　任何科目的教学法配合时代改变而改革或调整是难以避免的，华文科目尤其如此；因此，任何改革、调整都不应该传达错误讯息，削弱家长和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和不断进取的动力。

在经济上，政府不忘扶持一些跟不上发展步伐的少部分国人，并通过各种名目的援助拉他们一把，但并不要求其他要走得快、能走得快的国人放慢脚步；同样的，华文科的学习上无论教学法如何调整，总有一小部分人跟不上，每年总有人因华文科考不好，而进不了名校，政府若因此而在政策上作出基本的改革，让其他人也失去进步的动力，同样放慢步伐，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政府不断强调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更高程度的华文，但是，“机会”和“动力”是两回事，华文科的比重降低，等于是华文科的重要性削弱了，务实的家长和学生就不会有“动力”把资源和时间放在华文的学习上。

　　如果小学阶段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对华文有兴趣、有更强能力的毕业生，直接影响的是特选中学的发展。所以，降低小学的华文比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理解政府关注华文能力差的学生的苦心，他们一向也受到学校和华文教师的额外关注和特别帮助，华文教师在这方面素来负有高度的使命感。

　　华文比重课题这次引发的广泛争议，也不乏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清新加坡人维护双语政策的决心，我们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

华文教师总会：考试不是唯一但却是重要的学习动力 （2010-05-05）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针对《调整小六会考母语科分数比重》报道之声明

　　日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向媒体表示，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巨大反响。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对访谈内容表示深切的关注。我们认为，小六会考母语科分数比重应该保持不变，才符合双语教育的原则，也才能继续加强我国培养双语人才的优势。

　　有鉴于此，教总特邀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职总助理秘书长杨莉明和多位教总理事，于5月3日傍晚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对话。席间，教总作为本地唯一代表华文老师的职工会，向部长反映了我们的忧虑，并陈述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及继续的必要性，我们也向部长提出会员对于如何改善华文教学、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教总的观点和建议得到了部长的支持。部长也重申，政府无意降低华文的重要性，因为那是我国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特色。他同时就母语教学及母语教师的未来方向，与理事分享了教育部的想法。我们期待李总理及部长，能在接下来的新闻招待会中阐明政府的想法。

　　我们希望教育部保留母语科目前在会考中的比重，理由如下：

　　第一、小学离校考试中母语科的同等比重，对家长和学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任何不利于母语比重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学校与家长对教育资源的调配与投入，以及学生对母语科的学习态度。因此，教育部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应该正视这一点。小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为目的，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小学阶段应该各科并重。

　　第二、我国教育体系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肯定了双语学习的积极作用。我国的经济文化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新加坡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双语教育功不可没。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双语教育的特色也应该发扬光大。双语优势让我们成功地在东西方之间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让学生从小学习双语、甚至是多语的重要性，也都在努力朝双语教育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国民的双语优势，是靠过去三十年的努力与经验积累而来的，其作用除了以英语作为重要的工作用语，以母语作为向文化认同与人格塑造的媒介外，更是将来国家走向更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教育部应该继续研讨如何积极改进母语科的课程、教学及评估形式，并在学校中积极营造鼓励使用母语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母语的掌握。

考试是促进学习的推动力

　　第三、考试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向来都不主张以考试作为学习母语的唯一动力，但是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有调节和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须善用考试的正面作用，以让我们的双语教育政策落到实处。如果每一门学科都有科学而严格的评估标准，学生无疑将从考试当中获益。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不论学习哪一门学科，既要有内在坚定的意志力，也要有一定的外在推动力，母语学习更是如此。考试成绩也是家长重视母语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部长黄永宏指出（见《联合早报》2010年4月21日报道），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中，课程与教法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受到家长与教师的肯定。部长也认为，接下来应该对考试进行改革。我们赞同部长的说法。考试确实应该进行改革。然而，考试的改革应该在于加强考试与课程的配合，发挥考试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正面影响，以及对生活化语文学习的促进作用，从而对语文的教与学，产生有效的推动力。我们认为，教育部应仔细研究并完善评估方式，使评估确实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有效工具。这样才能贴近社会的语言趋向及国际语文的发展趋势，增强国人的双语竞争优势；同时也能对母语成绩优异的学生起激励的作用，并鼓励其它学生努力学习华文华语。

作为代表1600名华文教师的专业团体，我们同样关心语文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并同意在保持母语重要性的前提下, 应该进一步完善母语教育来帮助这群学生。我们希望教育部通过和华文教师的紧密沟通，来完善母语教育政策的实施。这也将确保华文教师的士气，加强我们的配合度。此外，我们也诚恳地建议教育部，通过多元管道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并经过周详研究、小心求证之后，才作出任何政策上的修改，以达致多赢的局面。

　　职总助理秘书长杨莉明表示：“我为教总理事以理性、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应付一个议论纷纷的课题感到欣慰。这不但体现了教总的专业以及对华文教育的热忱，也将促进教总继续扮演正面的角色，使教育政策的落实能够更完善。”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

2010年5月4日

华文，不能让底线失守 （2010-04-27）

潘星华

　　上星期我去出席中国大使张小康的离任招待会，碰到新加坡教育界的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地说：“怎么办？怎么办？”碰到的中国官员，也都大惑不解地问：“新加坡不是重视华文的吗？这样一来，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随着华文的水平一降再降，升学标准一改再改：升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华文不是必及格科目；升大学，华文副修不算分之后，教育部长日前再宣布：“有必要重新思考小六会考目前母语所占的比重是否合理。”

　　25年来小六会考华文保持与英文、数学、科学平等重要的地位，终于动摇了。教育部这个触及修改华文教育底线的行动，加上之前考虑参考IB华文考试，以及中国给外国人提供的汉语文水平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还有以英语教华文等等措施，彻底显示华文在今后的新加坡，将只具备作为外文存在的资格，它已经无足轻重了。

　　小六会考比重降低后，华文授课内容更浅易、授课时间再缩减，华文水平再下降是可以预料。至于水平将有多低？从教育部长这样一句话，可以略知一二。他说：“我们探讨的一个模式，是要求所有学生在母语学习上取得一个基本水平。”在中国崛起的年代，当全世界人学习华文唯恐来不及，新加坡教育部却只要求“所有学生”的华文只在“基本水平”，是让人震惊和不解的。

2008年3月28日，前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在离任专访回答为什么教育部要在小学强制学生读华文，到了中学、高中、大学，却给予自由度。他说：“孩子年纪小，学习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强制的，何况学的是在家很少用得上的母语。就像我四个孩子学华文，我们在家完全没有用华文，不在学校强制的话，他们是不会学的，他们也无从知道原来华文是这么有趣，没有接触，不知道自己后来会爱上华文。所以，我们把母语列为小学会考的必考科目，强制孩子们学，这是从外在给他们了解学习语文的需要。”教育部难道现在不再这样想了吗？

底线失守　影响深远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建国基石，也是新加坡成功之道。过去25年，新加坡的华文虽从第一语文水平降至第二语文水平，华文在小学会考，还能保住和其他三科同等比重的地位。新加坡的华人子弟，在小学学了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打了基础。中学升高中，华文虽然不是必及格科目，却还是中学必读科目，水准再烂，毕竟还是读过10年。

双语教育的成功，培养了我的年轻同事陈能端，在莱佛士女中读英国文学，再进华中初级学院读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取得报社奖学金，先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学士，再到北京大学读硕士，学成回来华文报当记者。这样的年轻人是百里挑一，以后呢？还有百吗？怎样挑一？

　　新加坡的年轻人有不少受聘于欧美跨国公司，是因为他们的英文即便不及英国人和美国人强，华文肯定比英美人好；他们的华文即便不够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水平高，英文却比中港台人强。这个新加坡专有的双语优势，现在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

正如一位家长说，小六会考减低华文占分比重，可以帮忙华文不好的讲英语学生，但是对华文好的学生，这难道不是惩罚吗？另一位家长认为学华文不只有认祖归宗，学习自己文化的意义，还兼是克服困难的学习，非常重要。他说，培养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来面对挑战，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吗？

　　其实，新加坡年轻人的能耐是巨大的。30年前，当教育部要求初院生进大学的第二语文成绩必须及格，英校生就拼了命读华文，华校生也拼了命读英文。他们很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搏斗的障碍赛跑，自己如果不能跳过障碍，前途就不会光明。于是一个劲地死命往前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个成了现在能掌握双语的人才。

　　时代进步，难道新加坡年轻人反而变钝了吗？

作者是本报资深教育记者

千万不可削足适履 （2010-04-27）

吴俊刚

　　母语在小六会考中，和英文、数学和科学在积分上占同样的比重，即各为25%。这反映我国特殊的语言情况，因为要以英文做为各族的共同语，学校合流，统一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各族学生不会失去自己的母语和母族文化认同感和自尊，因此也特别强调母语的学习。

　　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的双语教育的基本特质。近年来，由于英语在华族家庭中节节胜利，华语却节节败退，一个或许是当政者过去始料不及的新局面出现了。 2009年华族小一新生当中，竟然有多达60%在家里是讲英语的，换言之，他们的“母语”是英语，原本应该是母语的华语则变成了外语，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语文。很明显的，双语政策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应变关头。而该怎么变，肯定必须慎思明辨，以免棋差一着，全盘皆输，使实行了几十年的双语政策前功尽弃。

　　那60%华族小一新生的父母应该都是在双语政策下成长的一代，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决定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家庭用语呢？我猜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本身日常用语的习惯，因为，他们虽然懂得华语，但在工作和社交场合大概都只用英语，回到家顶多也只是父母或祖父母讲华语，但涉及的课题只是生活上的小课题，华语不是他们用来思考的语言。

　　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孩子一出世时，就自然而然地和他们讲英语。父母亲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祖父母难以左右和抗衡的。他们有心让孙子学好华语，可惜往往有心无力，感觉万般无奈，小孙子一进了幼稚园，形势就更难逆转了。

　　上个周末，朋友讲了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她到图书馆参与换书活动，想到邻居那个四岁的淘气小男孩，于是特地选了一本有插图的华文故事书送给他，谁知小男孩一听到是华文书，马上童言无忌地喊说：“华文书，我不要，我讨厌华文。”小男孩其实可以用基本华语与人沟通，因为他在家由祖母照顾，祖孙之间也讲华语，但对华文却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抗拒和厌恶。

　　我不知道那60%的小一新生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像这个四岁小孩一样厌恶华文，或者（更重要的）没有能力达到现在规定的小学华文程度，而他们的家长当中，又有多少人是认为华文不重要，可以弃之如敝屣的。但从历届会考的成绩看，每年的华文及格率总在 90%以上，这难以说明，小学的华文学习碰到了天大的困难。至于做家长的，相信有不少在步入职场以及同外面的世界有了接触之后，其实才真正体会到懂得母语的重要和好处，因此也大声疾呼，不能放弃母语，不能妄动双语政策。

　　是的，面对新的情况，必须谋求新的对策，但是，对策绝不应该是完全去迁就无知的孩子，或顺从少数人的压力。四岁小孩说他讨厌华文，难道做父母的就可以说，好，你可以不用学华文吗？假如可以这么做，那么，如果孩子说他不喜欢数学或科学，或不喜欢英文，他也可以不学吗？那我们还需要什么教育！

　　为了迁就少数人而要全部人都降低水准，这是削足适履的做法。少数人的脚掌比较小，穿不了普通大多数人都适合的鞋号，要大多数人都把脚削平了一起穿较小号的鞋，哪有这样的逻辑？

　　有个祖母写信给《海峡时报》，说目前的做法是惩罚孩子的弱点。这也是说不通的道理。只因为她的孙子们华文学不好，便认为整个制度是在惩罚他们的弱点，这符合逻辑吗？如果这是正确的逻辑，那么，那些孙子们英文或者数理科成绩不好的祖父母，也可以申诉小学会考是在惩罚他们孙子的弱点而要求改变积分比重了。

有些人更抬出了少数新移民来做挡箭牌，意思无非就是我们的双语政策也必须迁就这些外来移民，只因为这些移民的孩子只讲英语。一个政策如果必须这样迁就来迁就去，那这个政策还站得住脚吗？

教育部须懂得基本教育底线在哪里

　　无可否认，每个孩子的天赋不同，教育应该尽量做到因材施教，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发挥潜能，施展所长。但因材施教，绝不是削足适履，也不能因为有些人认为某某科目不重要，就要全部人降低水准去迁就他们。教育部必须懂得基本教育的底线在哪里，并坚守着条底线。

　　守住底线之后，再谈改变教学法，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学校里的学习环境等等，才有意义。因此，我比较认同李显龙总理去年底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的说法。

　　“我们要设法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中，把全人口的华文和其他母语的水平维持在足以在工作上应用的熟练水平。然而，对一门语文能掌握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个人的语文能力和语文背景，以及家庭背景。一些人能够达到几乎相当于第一语文的水平，可以加入双文化课程，但是大多数人都应该能达到实际使用的水平，其中一些是来自讲华语家庭，一些也来自讲英语家庭。因为许多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实际上也有很强的学习语文能力，其中很多的高级华文也考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一些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华文时无论作出多大努力，都会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们在学校的学业成绩可能一般都比较弱，但并非全都如此。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一般学术能力的直接关联并非那么密。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学生很聪明，学习华文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为这群学生设定比较实际的教学水平，以此作为学习目标，而不会把其他学生的水平都拉低。这正是我们设立华文B课程的原因。”

　　降低小学会考积分中华文的比重，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其他学生的水平都拉低。因为，这样的做法夹带着浓重的华文比较不重要的信息，“务实”的学生和家长会怎么做自不在话下，小学华文水平跟着下降，也不在话下。

　　是的，全世界很少国家像我们这样强调母语的重要，但这是因为，全世界很少国家像我们这样，以一种外语为第一语言，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我们可以选择走许多中美洲加勒比海小岛国同样的道路，完全放弃自己的母语，但后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前车可鉴啊！在语文教育上，我们也必须接受，没有毫无痛苦、人人欢迎而又正确的政策。

　　在这点上，我觉得李总理的说法也比较合情合理：“每个人要学好一门语文，都必须付出努力，这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过程。你不可能只是在洗澡时听听华语流行歌曲，或者以为每晚看电视肥皂剧或综艺节目，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这门语文，既能听又能讲。你必须付出心血努力记住一些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我们应该尽量让学生多学一点，因此他们始终都会面对学好的压力。然而，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也必须是实际和合理的，并且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称，而学生所能达到的水平，也会因人而异。”

　　因此，为了解决一些在华文或其他母语学习上碰到特别困难的学生的问题，我们的思路不应该是一味去迁就他们，甚或削足适履，降低比重，为他们制定类似华文B的课程，也许是可以考虑的做法。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