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莉蓉 游润恬 周殊钦
老一辈华人说它是家乡话,用家乡话和同乡交谈感觉特别亲切;生长在七八十年代的人对它不全然陌生,但有些也只略懂皮毛;再年轻一些的,已把它当成“外语”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听不懂,也学不来。这就是本地不同年代华人对方言有着不同体会和认知的情景。
在新加坡,使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因为政府大力提倡华族讲华语,以利年轻一代在学校教导英文和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下学习华文。讲华语运动今年进入 30周年,今天将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主持开幕式。然而,一些人对方言和华语的学习仍在争论不休,也折射出人们对语言的态度。
在今日的新加坡,方言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失去方言,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让我们听听学者和民众的意见。
“红龟果烧烧,吃了中马票……”
如果你请一个北京人用普通话念出这句方言顺口溜,他可能会觉得一点都不顺,也会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如果你是请一名新加坡人用福建话来念,他却可以念得出句子的押韵,也想象得到一个小市民左手捧着热腾腾的福建传统小吃红龟果,右手紧握万字票的样子,然后发出会心一笑。
近两百年前,我们的先辈把方言从中国带到新加坡,方言也随着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吸收了南洋的空气和土壤的滋养,开出具本土风味的花果,使当时的语言园地百花齐放。30年前,政府为了让英语和华语茁壮成长,把养分和水都给了这两种语言,方言只好让位,被移植到墙角。从那时起,电视和电台不再播方言节目或歌曲。
方言淡出华族家庭
然而,30年后的今天,在讲华语运动及双语教育政策的推展之下,社会景观已然改变。方言逐渐淡出华族家庭,使用英语的家庭虽然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华语也是许多华族家庭的用语。讲华语运动和双语政策的成效,显而易见。
根据2005年的综合住户调查结果,同2000年相比,在家里讲方言的家庭减少了7%,只占华族居民人口的23.9%。英语在短短五年内则超越方言,成为华族家庭的第二常用语言,占人口的28.7%。讲华语的家庭则占47.2%。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讲华语的成人(非学生)不但增加了,增幅甚至还比讲英语的成人人数还大。过去几年讲华语的成人数目增长趋势是否能维持,则要看政府明年所展开的调查了。
除了华语取代方言,成为本地华族家庭首要的家庭用语之外,30年前和30年后社会景观的另一巨变是新移民的涌入。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我们的课室,轻而易举地在华文考试中取得高分,自然也成为学校派出参加使用华文的比赛或表演的人选。本地学生对这股竞争的反应分为两种:一是努力学好华文,与他们一较高低;一是认为反正考不到华文第一名,也无望在作文比赛等方面斗得过中国学生,就索性把精力放在其他与华文无关的科目。
近年出现在咖啡店、服装店和美容院等从事服务业的中国客工,也为本地的语言面貌带来改变。从积极角度看,平时只说英语和方言的华人,现在多了开口“练习”简单华语对话的机会和场合,但是更多时候因为他们被迫当众“秀”出早已“生锈”的华语,因恼羞成怒而对华语更加反感。
语言是文化最基本要素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学系博士后研究学者蔡晏霖提到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文科学者对于语言的课题有深刻的反省。语言并非只是沟通工具,而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承载了使用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记忆与情感表达。因此语言可以说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当语言成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要素时,必然也成为人们必须把握的工具。例如源自北京方言的华语,在20世纪初先是被民国政府定为“国语”,后来又被新中国定为“普通话”,因而成了全中国的强势语言,也是世界上许多华人想要学习的语言,而非原本也属于南方人强势语言的广东话。
蔡博士以自己在台湾成长的经历说,台湾的教育体制从小就灌输学生要学习讲正统和标准的国语(即华语),但是上了大学,她和同学们却纷纷开始重新学习方言。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能和自己的母语失去联系。
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30年,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英双语,因少了社会上的方言影响,也自然得多了,不但不受方言词汇的影响,也能在学校以为多用华语。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中心华语教学与研究组主任陈桂月博士就认为这个运动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她认为这个运动从起初定调为“多讲华语,少讲方言”,到五年前提出“华语Cool”,已经看得出这当中的重要变化。我们的年轻一代其实有不少在平常交谈时是说华语的,只是华语在他们当中只是一种“方言”,只说不写。
“讲华语运动推动至今30年还要继续推动,我想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里,就算年轻一代以华语交谈,他们在工作场所却用不上华文,因此“语”和“文”的距离就越拉越远。”
此外,陈博士也认为讲华语运动也有其“文化价值”,也就是在鼓励华族在学习和使用华语的过程中秉承华族的传统美德,并对自身民族的古老文明有更多的认识。
“我想这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其实,我们的讲华语运动口号都因时制宜,所委任的委员会主席也越来越年轻,他们对于年轻一代的想法会更加清楚。现在单单推广‘ 说’华语已经不够了,还应该赋予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通过推广华语,也推广中华文化那千锤百炼的价值观,让我们年轻一代不会迷失彷徨。”
年轻人报读方言班
至于不同籍贯的方言,她不认为会随着推广华语而绝迹。反而是新加坡近年吸收了许多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现在生活中听到的方言,除了南方的,还有许多北方方言。尽管我们的年轻一代有许多不懂得说方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社会发展,华语是中国的普通话,也是中国大陆、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华人沟通的共同语言。
一些宗乡会馆近年所开办的方言班,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报读。她认为这样的现象反映了年轻人对语言学习的喜好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譬如国大语言中心不久前开办韩语班,就吸引了大批学生报名,由于名额有限,许多学生都望门兴叹,这样的现象跟大量韩剧的播映及“韩流”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也有学生因迷上香港的电视连续剧,而从互联网下载说广东话的香港连续剧,还开始学习广东话,他们认为这样原汁原味,看了十分过瘾。
“因此,我们如果能从多角度思考,就能够明白年轻人对韩语的热爱,可能就是为了多了解韩国文化,甚至为了自己喜爱的韩星。如果华族的方言也能带来这样的一些乐趣,年轻一代还是会自己寻找途径学习方言的。”
双语政策、讲华语运动和学方言
三者如何避免敏感情绪?
在双语政策、讲华语运动和方言学习三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人们应该从什么角度讨论,才能避免产生敏感的情绪?
对此,陈博士说:“瑕不掩瑜,任何一种语文政策的推行必有其利弊,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的多元种族的语言环境下,我们的双语政策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如果母语学习失去了语文政策作为支架,新加坡华族所面对的母语学习问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学习自己的母语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必须理解要说华语并不难,像电视剧《小娘惹》就吸引了许多青少年追看,他们也从电视剧中学习了华语。只要把母语学习当作自自然然的事,与生俱来就得学习的,那就轻松多了。”
讲华语运动能“功成身退”吗?
讲华语运动是一项由上而下的社会工程,初期阶段考虑的是国内因素,几年后外在影响(中国元素)介入,使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运动。于是,运动的对象随之由下而上,从家庭到社会、从贩夫走卒到专业人士。
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可以说是:从协助两种语文的推行(教育功能)和让不同语群沟通(社会功能),到强调文化传承(文化功能),再到经济价值(经济功能)。我们在评论运动的成效时,如果说它让华语取代了方言,使方言边缘化,那它是成功的;说运动改变了华人的语言习惯,让华语更为普及,那它也算成功。如果说运动有利于各语群(方言群、华语群、英语群)之间的沟通,那它也产生了一些作用。至于为了文化传承和经济价值,运动则是很好的宣传途径,因为它是一项国家指导性和指标性的运动,可以有效地向国民传递或灌输相关的思想和信息,并不间断地提醒和鼓励华人掌握华语华文。
不过,华语运动也有不成功的一面。最明显的是在华语快速取代方言的过程中,讲英语家庭却明显上升,这说明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再者,运动实施多年之后,华语是普及了,但华语华文的程度却低落,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因此受到质疑。当然,以上现象背后还牵扯到其他因素,不是运动本身单独能承担的。
因此,持续30年的讲华语运动似乎还没到“功成身退”或“完成历史任务”的时候。而前段末所说的运动本身的指导作用和指标意义,使它有必要持续下去,除非其他方式或途径可以取代。
方言问题还有生长的土壤吗?
讲华语运动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取代方言,以便推行两种语文政策,而两种语文即英语加母语,后者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任务。于是,方言是否有碍于两种语言的学习,以及华语是否是每一个华人的母语,便引起长期的争辩。有时候,人们对方言的维护或方言价值的强调会变得很敏感,甚至被视为对推广华语的否定或破坏。
其实,华语运动推行至今已30年,方言已经成为弱势语言,不可能对华语造成任何威胁。政府因此也允许方言有一点发展的空间,一些人则认为是时候探讨方言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了。
研究中国南方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学者认为:各个地域语言和文化共同建构了中华语言文化。南方语言如闽南话、广东话和普通话(华语)都是源自古代汉语,研究方言与华语的对应关系,对学好华语有一定的帮助;而闽南话、广东话可以丰富华语的词汇和句式。至于地域文化,其词汇、俗语、歌谣、地方戏曲、饮食、建筑、礼仪、民俗等,是优秀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
谈到实用价值,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仍然通行于中国南部、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华人居住的地方,在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当下,懂得这些方言,有助于跟这些地方的中国人或华人沟通。
因此,在不阻碍推广华语运动的情况下,给方言一个适当的空间,是明智之举。
2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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