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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必须改变饮食习惯（2011-10-05）

2011-10-06T12:36:00.001+08:00

社论

2011年10月5日

　　根据保健促进局在去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有八成本地人每天摄取的盐分量，超过了健康标准。每日的盐标准摄取量为5克，相当于一茶匙；但是本地人每日平均的盐摄取量却高达8.3克，超出健康标准的六成。保健促进局表示，摄取过量的盐分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风险之一，而高血压又是引发中风、心脏病和肾衰竭的罪魁祸首。目前，患有高血压的国人高达23%。

　　另外一个同样叫人吃惊的调查结果是，本地人摄取的盐分，有六成来自盐巴和酱料，37%来自加工食品如鱼丸、鱼饼、面包和面条等，其余的是新鲜食品中的盐分。这意味着只要在小贩中心吃一餐，就有可能摄取超过一天标准的盐分。比如，一碗鱼丸面汤就含有7.3克的盐、一碗马来汤面（mee soto）有6.7克、一碗虾面6.1克。对于每天都在外用餐的上班族，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讯息。

　　对800名年龄介于18岁到79岁的本地居民尿液样本检验结果，可以发现30岁到49岁的成人，每天的盐分摄取量最高，达到9克。这是因为他们每天至少有一餐或两餐外食。此外，本地小贩餐饮业“食阁化”——由财团统一经营、食材由工厂加工生产——的结果，意味着食品为了保鲜及美味而含盐量越来越高，但消费者的选择却越来越少。再加上现代职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长时间的工作使得在外用餐的机会增加，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国民的整体健康。

　　新加坡开埠初期，物质贫乏，加上南来的移民多是从事劳动量大的苦力，在饮食习惯上逐渐形成高脂肪（烹调手法多煎炒油炸）、高蛋白（物尽其用地食用动物内脏）、重口味（各种咸、甜、辣的酱料来增加口感）的所谓南洋风味。虽然现代人的劳动量已经没有上一代高，可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却不易改变。美国快餐的引入，无异雪上加霜，各类“富贵病”遂流行起来。

　　人文学者都知道，文化习惯的改变耗时费力，最为困难；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知道了目前的饮食习惯，将会导致长远的公共医疗问题，就有必要寻找解决之道。保健促进局的营养卓越中心，已经开始和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标新局等机构合作，推出兼顾功能性、创意、营养、效果、有科学依据以及可口的FINEST食品计划，针对国人的健康需求，研发较健康和功能性的食品。

　　除了从日常的小贩食品入手，减少其食物的含盐量，国人自己也可以主动调整心态及饮食习惯，例如平时在外用餐时多吃水果，有机会就尽量使用新鲜食材，少吃加工、烟熏及用盐巴防腐的食品。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每天超标地摄取过量盐分，对身体是个不小的负担。享受美食固然是人生乐事，对于让自己享乐的身体，多少也应该予以照顾；等到得病后必须戒口，悔之已晚。

　　好习惯从小养成，学生每天在学校用餐，正是社会可以介入的好机会。作为打造本地健康饮食环境的一个环节，保健促进局最近就在伟林小学启动“保健学校食堂”试验性计划，让学生在校内享用健康套餐，培养他们健康饮食的习惯。类似的计划值得尽快普及，让更多学生受益。言教不如身教，家长也应当以身作则，在家里多采用新鲜食材和自然调味料，外食时也尽可能少吃重口味或高盐分的食物。

　　改变饮食习惯，尤其是对每天都需要在外用餐的国人，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在了解了日常生活中过量摄取盐分的事实后，必须转化为自身的健康意识，一有机会就身体力行，尽量减低这个长期隐患的威胁，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开放、自由与创造力 ——“We f***ing did it”引起的思考（2011-08-03）

2011-08-04T13:55:00.000+08:00

于文轩

　　在刚刚举行的2011年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黄金辉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Trinetta Chong代表毕业生发表毕业感言，她最后一句“We f***ing did it”把全场的气氛带到了高潮，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也把她带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她的感言被上传到了youtube等互联网媒体，引起了世界范围网民的关注。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这么重要、严肃的场合说这个“脏字”是否合适呢？引起了新加坡民众的辩论，就是在笔者的朋友圈里，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说实话，当Trinetta有感而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一名在大学任教的教师，我被深深感动，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能培养出这样的优秀学生感到自豪，从另一个角度说，Trinetta展示了新加坡高等教育，特别是南大取得的成就。

　　对很多人而言，f***ing是一个脏字，但是语言是活的，是不是脏字要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书面还是口头，使用者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Trinetta脱口而出的这个词，在我眼前展现的是南大学子们头悬梁、锥刺骨鏖战图书馆和教室的动人场面。在新加坡教书这几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南大教师们敬业和学生们的刻苦和认真。想想我每学期给学生们布置的数目繁多的课内和课外阅读，想想学生进行学期小组研究汇报时因熬夜而红肿的双眼，我心里都很过意不去。我只是学生们在大学四年里碰到的或许最不认真的老师之一。在毕业的时刻，回想起那些个应试应考的不眠之夜，回想起绞尽脑汁和同学们一起完成研究项目的痛苦和快乐，还有什么能让Trinetta和她所代表的同学们更好地表达他们此时此刻的百感交集和喜悦呢。说实话，作为南大的一名教员，彼时彼刻，我完全没有感到受到冒犯，我同她一道为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喜极而泣。回想起我终日打牌、睡觉的大学时光，就是让我有机会代表毕业生演讲，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么百感交集，感叹自己文凭得之不易的肺腑之言。

　　即使在现在，还有人对新加坡的大学生有一些刻板的成见, 认为他们没有活力，只知道背书，没有创新性，只知道尊重权威，唯唯喏喏。我的教学经历告诉我，新加坡的大学生越来越有活力、批判精神和创造力。他们不仅基础扎实，他们更敢于提问，也敢于挑战权威。在我的辅导课上，每次都有同学不同意我的看法和我展开讨论。第一年，我要求他们组成研究小组对与公共管理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和汇报。他们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的视野非常宽广，不仅仅是本土课题，他们更多的是国际比较的视野，有的竟然关心梵蒂冈和墨西哥的公共管理课题。他们的研究方法也让我非常意外，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们到地铁站、菜市场对普通民众、政府官员、同学、朋友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我的那门课是选修课，他们严肃认真的精神让我都获益颇多。南大商学院的本科生年年都在国际商学院案例大赛上取得佳绩，对外人而言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我的经历看，丝毫不奇怪。扎实的基本功、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南大学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应鼓励学生张扬个性

　　在知识经济的大潮里，人才的竞争力体现在他是否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在具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严谨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之外，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孕育开放、自由的大学文化。开放、自由的大学文化，意味着鼓励青年学生张扬个性，表达想法，让他们异想天开、胡思乱想，在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中成长和获取新知。过早地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合什么可以想、什么可以讲和什么不可以想和讲的“一片好心”会扼杀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我们不能要过早“成熟”的小大人，我们要的是活力四射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人。南大新校长安博迪教授有一次在校报发表文章，深有感触地说，南大的学生改变了很多人对新加坡大学生的看法。不少学生在路上碰到他，会问他问题和提出自己对教改的建议。在我看来，Trinetta的有感而发，正说明了南大正在形成的开放、自由的校风，这是新加坡各级教育工作者，南大历任校长和全体教师努力的结果。试想，在一个没有活力、非常约束的环境里，在一个重大的场合中，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战战兢兢、束手束脚，讲任何话前都先自我审查一遍，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要深思熟虑，这会是多么无趣的场面，这样的活动又有什么意义。

　　Trinetta被同学们票选作为自己的代表，能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无拘无束地讲一句可能很多人认为不恰当的话，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南大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在某些国家，在大学的毕业演讲由谁来发言，学生们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演讲稿也早早提交被审查和修改。在那样的氛围里，Trinetta这样的发言是断断不会出现的，那样的毕业典礼注定是无聊乏味和很快被人遗忘的。

　　Trinetta的感言虽然是即兴的和发自肺腑的，但是她落落大方，演讲的语调和语速都非常得体，在最关键的一刻画龙点睛，将整个毕业典礼的气氛带到了最高潮。这场毕业典礼不仅仅是毕业生终生难忘的，也引起了媒体和国际教育界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和南大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说，这是多么有效的大众传播。在我看来，她引起的争议绝对是利大于弊。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学生讲脏话，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张扬人的自由和个性。过多的谴责和责备年轻人，只能扼杀他们的天性和创造力。退一万步说，Trinetta确实说了不合适的话，这次的经历对她而言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一步。这个教育的效果，不是事先训诫和审查可以达成的。

可能有的人会担心，笔者的称赞会助长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说脏话。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这样的担心是假设我们的大学生都是幼儿，不懂什么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担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可能有活力、创造力和担当的。我个人是很鼓励学生在毕业典礼的致词里，利用这个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活力。我不认为故意说脏话可以达到这个目地。就算Trinetta这次说的是脏话（尽管我不这么认为），下次演讲者再这样说就是东施效颦了。我很期待下次毕业典礼中，我们的毕业生能以更有创意的方式给我带来惊喜。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毕业典礼爆粗口事件的反思（2011-08-04）

2011-08-04T13:17:00.001+08:00

陈晞哲

观点碰撞

　　有别于往年的循规蹈矩，本届南大的毕业典礼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另类焦点。引起舆论哗然的是一位毕业生代表，在致词时爆粗口的脱序演出。就连远在国外的朋友，也从网络上看到这个清秀女生致词的画面，并捎函问我这个南大校友有何感想。本来对这起小风波不想置喙，但在了解整个事件的始末，并看到女生的自我辩解和各方的迥异反应后，我反而产生了不同的联想和省思。

　　以感性的角度而言，庄严的大学毕业典礼是莘莘学子开启职场生涯前的一场告别式，标志着人生迈入另一阶段的新里程碑的开始；从理性的思考出发，出席典礼的毕业生和来宾都须遵守服装和仪容的准则，因此在神圣的殿堂之上突然爆出一句不合时宜的粗话，突兀尴尬的场面所引起的震撼，当然会成为巷议的热点话题。

　　一般卫道人士大加挞伐的，不外是场合不适当的问题，甚至是审思道德教育失败的慨叹，那也许是大家都公认、不容扭曲的事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个别跳出来为女生缓颊甚至辩白的“支持者”，当中不乏女生的同侪、老师，还有在职任教的讲师在媒体撰文，宣称那种即席表现是合乎温馨自然、张扬自由性格的开放风气，甚至谓之“感人肺腑”云云。

　　我必须承认，对于那个“出口成脏”的女生，我也认为没有苛责的必要。因为，只要熟悉当下新生代的语言风格，就能明了那个字眼其实很多时候已变成他们的口头禅，在他们日常纯熟的运用中已脱离了原始粗暴的含义。若真要设下基准，那也是个人涵养的问题。令我讶异的反而是那些旁人为她辩解的理由，除了同侪对她的“大胆”表达钦慕的支持之外，同校的讲师还以“悬梁刺股”等寒窗苦读的典故，来“阐释”她那一刻脱稿演出的激昂心情。

　　作为过来人，我相信许多走出象牙塔的人都经历过苦读应考的磨砺，那种焚膏继晷的记忆永存心底。尤其是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终于画下句点，披上礼袍领到文凭的那一刻，心情的激荡肯定终身难忘。然而，作为一个被选为致词代表的优秀毕业生，感动的刹那不应当只有那句秽语可以表达心中澎湃的情绪。在许多海内外的著名学府，毕业典礼上不乏真正感人肺腑的致词，而且都不需要搬弄粗鄙的市井语言来强调亲和力。

　　纵使舆论沸腾，身为事件主角的女生在面对媒体时一派淡定，措辞中也不认为自己坦然表达情绪的方式有错。或许，站在她的新世代思维的立场，她是没有错的，错的反而是不同世代理解上所弥生的代沟。毋庸置疑的是，毕业自大众传播系的她，在本来平淡无奇的毕业典礼上，成了万众聚焦的主角，弗论评价是褒贬的正反两极效应，她的曝光率已在本届甚至历届毕业生中居冠，风头更是盖过了许多学术成绩出众的同届同学。

　　在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不论在任何领域，为求出位者会使出浑身解数，即使是负面新闻也在所不惜。在功利至上的今日社会，所谓的传统价值已不合时宜，硬要把它套在新世代身上只会自讨没趣；只是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反而是那些为一己立场拼凑歪理，有意识地将普世价值移形换影、模糊是非的人，强辩之词比那句刺耳的粗口更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是一名商人

加强种族的融合（2011-02-12）

2011-02-15T22:35:00.001+08:00

林冠雄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国家。各族和谐相处，乃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虽然立法确保宗教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种族的冲突（宗教和种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之法。要做到初步的治本之法，我想可以先从学校着手：

　　一、我国学校在体育活动方面，种族分化的现象相当明显，华族学生所注重的是篮球、排球和乒乓，马来族学生则集中在足球，而印族学生则喜欢钩球。而国家的体育代表队的成员也多数是以各种族代表各自喜欢的项目。学校如能鼓励各族学生和其他种族一起玩各种球类，对我国的各种族的融合，应是很有帮助的。

　　二、众所周知，在新加坡英文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也是各族之间的沟通用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母语是各母族文化的载体，各种族必须掌握自己的母语，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是在想，除了英文和母语，我国教育部是否可以安排学生学其他种族的一种语言呢？例如华印族学生学马来文，马来族学生学华文，任学生选择。为了学英文和母语，我国的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已经够大，因此学其他各族的语言须在毫无负担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例如在周会时，学生可分组学习其他种族语言的简单会话，学校定下目标，如小六毕业，一百句，中学毕业，两百句等，没有考试，也没有测验，只有奖励那些学得好的。这样做，我想对各族的融合也会有帮助。

　　三、学校可安排各族学生到其他种族的宗教膜拜场所如回教堂、印度庙、华人庙宇等去参观（须先征得学生父母的同意），以增进他们对其他宗教的了解。这样学生长大后，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变成宗教极端分子。

　　种族的融合是渐进的、是有心不怕迟的，也可说是任重道远的。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下，我国的种族融合，将会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如果种族融合的工作大功告成，新加坡人就会变成一个民族。

移民政策透明化有助打破隔阂（2011-02-11）

2011-02-15T22:34:00.000+08:00

毋庸讳言，我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本地公民对新移民感到不满的问题。不满的原因很多，包括所谓新移民抢了本地人的饭碗，新移民对新加坡的效忠度和认同感不足，新移民不必服兵役却得到与公民一样的待遇等等。其中不乏一些充满情绪的非理性认知，而归根结底，主要是对“新移民”这个概念认识不清所致。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新移民”似乎包括了新公民、永久居民，甚至一些持就业准证的长期居留者。可是，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严格意义上的“新移民”应该是指“离开自己的国家并在另一个国家永久居留者”，也就是新公民和永久居民。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布的《2010年人口简报》（Population in Brief 2010）显示，当局是把永久居民和新公民统称为新居民（new residents）。在2009年增加的新居民中，有5万9450个新永久居民和1万9928个新公民，比2008年的7万9167个新永久居民和2万零513个新公民来得少，但是在2009年新增的新永久居民和新公民中，有中学以上学历的却分别占了79.5%和64.6%，均比2008年的67.8% 和36.6%来得高。

　　这份报告还显示，2009年，在我国的总人口中，有320万个公民，53万个永久居民和125万个非居民。与2008年的316万公民比较，我国公民在一年内增加了4万人，但其中只有1万9928个新公民，可见还是少于我国自然增加的人口。

　　从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控制移民人数方面还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在2009年最后一季度收紧移民政策以后，更是如此。而同样的数据也显示，在2009年获准成为新居民的7万9378人当中，无论是新永久居民还是新公民，素质都提高了，尤其是新公民。而新移民素质的提高，对我国的竞争力是有利的。

　　民情联系组的政策研究小组前天建议政府应该使移民政策及数据更加透明化，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两极化，促进新移民与本地公民的融合。其实，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今年初已经做出了初步努力，今后只要定期公布相关的数据资料，包括民情联系组所建议的外国移民的人数、永久居留权或工作准证的申请条件等，就能确保本地公民对移民事务有充分的认知。这将有助于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而不至于动辄诉诸情绪化的批评。

　　譬如说，本地人经常把交通拥挤归咎于新移民的增加。其实，从本地人口的构成看，除了公民以外，最多的是非居民，而不是永久居民。与其归咎于新移民，还不如说是庞大的非居民人口造成交通拥挤。但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基础设施和公交服务的供应量赶不上需求量，与移民人数的多寡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至于国人非常关注的新移民融合课题，也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如果是新公民，那就必须效忠和认同新加坡，融入我国社会也是其义务和责任；至于永久居民，他们的身份还是外国公民，是没有效忠和认同新加坡的义务的。

　　民情联系组建议凡是要申请成为我国公民的外国人，都应参加公民学习之旅，并在过后接受考核，及格者才能申请公民权。其实，从去年3月份开始，准公民都必须参加半日游、与基层领袖的对话会、上网测试，完成这三个环节组成的“新加坡公民之旅”后，才能获得公民权。

　　此外，人民协会为配合“社区2015总蓝图”，也拟定了分四个阶段协助新移民融入社区的指导方针，让各地基层组织有所遵循，以便今后更有系统和目标地鼓励新公民和永久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换言之，民情联系组的建议，有不少其实是有关当局正在进行的。相信在当局、本地公民和新移民的共同努力下，本地公民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是会日渐淡化的。

让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2011-02-15）

2011-02-15T22:26:00.001+08:00

在大多数学校，学生成绩主要是其闭卷笔试的积分。闭卷笔试固然有其考核学习进度、促进学生学习热诚、选拔合格人才以便适当分配教育资源的重要功用。但另一方面，考试注重的是共性、是对现有知识的记忆，却不利于个性的发展、探索的习惯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日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各国的竞争力有赖于国民的创新才能，以及企业及民众应用并发展新科技的能力；因此先进国家都鼓励国民终身学习。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考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各国都展开教育和考试制度的改革。

　　我国和其他许多先进国家一样，近年的教育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淡化闭卷应试教育的竞争所产生的“淘汰”与“两极分化”作用，而尽可能以小组或个人作业评估、研究报告或论文的讨论和答辩、开卷考试等等方式，加入闭卷笔试的总分中，以确保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也确保学府能栽培出各类具创意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各领域人才的需求。

成绩不是一切（2011-02-15）

2011-02-15T22:23:00.000+08:00

李佳纭

　　或许，有些人觉得，在新加坡要奢谈成绩不是一切是一件荒谬的事。在新加坡，孩子成绩不好让家长们感到困惑。没有好成绩，该怎么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求存？在“智者生存”的社会里，成绩就是为了争取“铁饭碗”。因为好成绩已被社会定成有“钱途”。所以有好成绩，薪水也会丰厚，前途一片光明。

　　其实，强调考试成绩至上，反而使得教育真正的意义被模糊了。在无形压力的压迫下，学生们往往会忘了什么是正确的学习，一味认定成绩是最重要的。社会强调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是只要把书读好，得到好成绩就有享不尽的好生活吗？

　　那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我曾经就读的达善中学的前任校长杨女士（Mrs Yeo Chim Nam）是其中一个了解教育真正的意义的人。成绩固然重要没错，可是校长更注重学生全面的发展。每一位同学都务必参与课程辅助活动。因为校长相信，这将有助于学生们的身心发展。最让我赞叹的是，校长也不忘教育我们唱国歌和讲信约的重要性。她要求每一位同学都懂得国歌的意思，也要我们唱国歌时发音标准。让学生们不忘记自己的根，让他们饮水思源是教育的核心。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成绩再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过重视成绩学生才会忽略学习过程。忘了享受学习过程的乐趣。因此，回忆学校时只用贬义的形容词形容，比方说沉闷和无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注重成绩，才会限制自己的才能。无法把能力发挥潜能是教育的一种损失。总之，成绩不能衡量一个人的智慧。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的代表，反而是我们为那数字附上了意思。教育者应该把这一些概念灌输给学生和家长们，让他们了解教育真正的意义。应该注重的事包括了让学生发挥创意、身心发展，等等。

　　最后，我想分享比尔·盖茨（Bill Gates)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曾经在一些考试中不及格，但我的一个朋友全考上了。现在我的朋友是微软的工程师，我却是微软的业主。”盖茨以自己的人生经验说明，成绩不是一切，最重要的是怎么学以致用。

遭人闯入涂鸦　樟宜地铁车厂设施维修有疏失 SMRT企业被罚款5万元（2011-02-15）

2011-02-15T22:19:00.000+08:00

刘丽仪报道

　　陆路交通管理局已完成樟宜地铁车厂保安疏漏事件的调查，发现SMRT企业在车厂营运设施维修上有疏失，决定施加五万元的最高罚款。

　　公共交通保安委员会（Public Transport Security Committee）是在SMRT地铁樟宜车厂于去年5月16日深夜遭人闯入并在列车车厢上喷漆涂鸦后，立即着手进行保安疏漏调查，同时全面检讨公共交通保安系统。委员会昨天公布了调查结果，同时提出新的建议和措施。

　　据陆交局文告指出，调查显示SMRT违反执照与营运（Licence & Operating Agreement，简称LOA）条例，没有履行经营者应有的经营与维修责任。

　　文告指出，SMRT没有经常检查、持续进行保养和维修车厂营运设施，陆交局决定以最高罚款五万元作为SMRT的惩罚。

　　公共交通保安委员会是政府在2004年成立，汇集了陆路交通管理局、交通部、内政部、警察部队、内部安全局、民防部队、国家保安协调中心以及两大交通业者SMRT和新捷运的代表，定期商谈公共交通系统安全事项，加强地铁站、地铁、巴士和巴士转换站的安全措施。

　　针对公共交通保安系统的检讨，委员会指出，本地的公共交通保安系统的机制健全，经营者也在事发后立即加强一些保安措施，但为了进一步改善保安水平，委员会对业者提出新的建议和措施。

加强保安措施

　　经营者已加强的保安措施包括增加每个车厂的保安人员、增加巡逻次数、改善车厂周围每个角落的能见度，以及在每个车厂装置较为牢固的蛇腹形铁丝网（concertina wires）。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进一步加强现有围栏的安全性，如地铁车厂的围栏要把金属铁丝网焊接在混凝土上，巴士车厂则装置金属铁丝网（Mesh Fencing），设置更多的保安岗、改善每个角落的照明设备和安装视频监控系统（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委员会也建议当局调派更多公交保安指挥处的警员到所有地铁站进行巡逻，检查可疑物品或活动，同时可阻遏别有居心者图谋不轨。

　　与此同时，委员会建议陆交局从管理规则架构和标准着手，制定营业者所需符合的保安水平。这方面，陆交局在去年8月修订了快捷交通系统法令，提高对地铁营运服务、执照申请和保安水平的标准。经营者若达不到要求，可面对罚款。

　　委员会主席周福荣说，这次调查中提供的建议是要提高本地公共交通系统的保安水平，同时强调公共交通系统的保安是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共同责任。

　　针对被罚款一事，SMRT发言人说，SMRT已从樟宜地铁车厂保安疏漏事件中得到宝贵经验，并强调会继续加强保安水平，保护企业的所属范围，确保乘客的安全。

　　另一方面，SMRT和新捷运对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并强调该起涂鸦事件发生后，他们各自加强了保安措施，如新捷运已增加20%的保安人数，并装置更多照明设备和闭路电视。

　　SMRT则在去年底装置了铝制铁丝网，篱笆上也装置侵入侦察系统和照明设备。闭路电视的安装工作则将在下月进行。

　　擅闯地铁樟宜车厂并涂鸦的瑞士男子奥利弗·费克（32岁，Oliver Fricker）被判坐牢七个月和鞭打三下，已刑满出狱。另一涉案的英国男子戴恩·亚历山大·劳埃德（29岁，Dane Alexander Lloyd）则仍在逃。

应正面看待教育改革（2010-05-06）

2010-05-10T23:32:00.000+08:00

5月4日《联合早报》头版头条新闻《李显龙总理重申——母语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特色》中提到，政府会逐步强化及更新母语教学和其考试制度，确保它与时并进。此外，新闻也引述了许多社会人士的意见，认为调低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是弊多于利。

　　无论新的教育政策如何，尤其是针对华文方面，或多或少有利有弊。新加坡的语言环境是偏重英语的，但是我国华人人口居多，近年来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是否应该多加重视并强化华文华语呢？世界各地现在都在兴起学习汉语（华语）的热潮，连一度排斥华文华语的印尼，都已经开始重视华语，新加坡自然不能逆潮流而行。

　　随着讲英语的家庭与日俱增，华语还是不能够忽略。毕竟，身为华人，我们必须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为此，我认为营造有效的双语学习环境是的确有必要的。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双语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尤其是华文，而不是把学习双语看成是极重的负担。

　　从学习双语（bilingual）到认识双文化（bicultural），这个过程相信是一般的学校能够实行的教育过程。要知道，语文的知识不只是限于听说读写，对于文化的了解也是有必要的。通过一些双文化的课程，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相信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学习华文的兴趣。

　　此外，若有必要，教师能够适当地以英语解释一些难懂的华文词汇。尤其是修读华文B课程的学生，若以纯华语讲课，有些学生实在是难以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但一般来说，适当地使用英语是有利的。当然，运用多媒体科技来辅助教学是有必要的。

　　在家里，家长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有些家庭用英语来沟通，但也得设法让孩子接触华文华语，营造双语的语言环境。这有利于孩子学习华语，并且提高学习的兴趣。

　　一旦掌握了语文，之后再加上考试的窍门，这么一来，无论考试的项目是哪些，或者考题有多难，也能够有信心地应付考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语文的学习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在整个教育体制的转型当中，有关当局按部就班地推行新措施、新教学法等，学生必定获益良多。

别让孩子沉溺于华文难学的想法（2010-05-06）

2010-05-10T23:31:00.000+08:00

自从教育部长黄永宏宣布教育部将检讨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后，我便一直在思考这个课题。我感到左右为难，心里不断挣扎。我的两个女儿经历了目前的制度，二女儿去年才参加小六会考。我的儿子，则将在明年面对小六会考。所以，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切身的。

　　我在求学时，是以马来文为第二语文，一直到A水准。在家里，我们基本上是用英语沟通，我的孩子几乎完全不看华文电视节目或电影。他们看的是英文书，朋友之间也全用英语交谈。因此，他们在学习华文上有点困难，在小学时也都选择不修读高级华文。

　　我的二女儿目前在南洋女子中学就读，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修读高级华文。她读得很辛苦，但有学校和补习课的帮助，还是能够及格。我们都同意尽一切努力，让她可以尝试克服任何障碍，最终取得突破和成功地掌握高级华文。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些成果，让我感到相当自豪。然而，我同时也得注意这些努力不会对她的其他科目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补习老师的帮助下，我另外两个孩子在华文的表现还令人满意。他们的成绩不是特优，但当我得知在新加坡女子学校中三的大女儿，第一学期的华文表现是在最优秀的10％之内的时候，我非常雀跃。

　　总而言之，虽然我本身会欢迎减少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但客观地说，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不强调华文，我的孩子和其他学生就会受惠。如果有推动力促使他们争取更好的表现，孩子是能够克服挑战的。

　　如果我们一味迁就他们，让他们沉溺于华文很难掌握的想法，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让我们感到自豪的高水平双语。

　　中国学生来新加坡两年后便能掌握英文，我们在幼儿园（至少）便开始接触华文的孩子，没有理由不能学好华文。

　　所以，我们不应该调低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

珍惜双语政策的成就（2010-05-05）

2010-05-10T23:30:00.000+08:00

社论 2010年5月5日

　　教育部长黄永宏在两个星期前抛出了“政府正在探讨减低母语在小六会考总分中的比重”的议题，在社会上随即引起了巨大反响，部长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发出人们不少的联想和顾虑，这折射出了两个社会现象：

　　一是，人们对双语政策的热切关注，等于是肯定了这个政策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二是，我们实行多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已经教育出新的双语一代，他们已逐渐成为一股意见主流，他们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方式和渠道。

　　年轻一代的家长对这个课题的反弹，也许是政府始料不及的。

　　李显龙总理前天特地发表文告，表示“留意到许多新加坡人，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校母语教育非常关注，特别是小六会考”。总理重申“强调母语，是我国教育制度至关重要的特色，政府会坚定不移地逐步强化和更新母语教学与考试制度”。总理及时出来表达立场，看来意在为任何不良反应和民间情绪“降温”，从总理的语气中，我们可以较乐观地期待，总理接下来要与教长一起会见媒体，阐明政府的观点与想法的时候能够进一步让年轻家长放心。

　　因华文比重问题而忧虑的人士目前可以稍为松一口气，总理对母语教育的肯定虽是一贯立场，但这时候的重申，人们也应该积极看待，我们希望双语教育政策不会由于任何“适应时代”的调整而产生质变，而动摇我们多年来建立起的根基。

　　母语教育要继续取得成功，华文教师在这个课题上的感受和士气，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年来我国中小学华文教师不断改善教学法，为配合社会的语言大环境，为提高学生的华文学习兴趣不遗余力，因此，任何降低华文在小学阶段的重要性的措施，对他们都是一种打击，意味着他们过去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赏识。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昨天发表的声明说：“小学离校考试中母语科的同等比重，对家长和学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任何不利于母语比重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学校与家长对教育资源的调配与投入，以及学生对母语科的学习态度。因此，教育部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应该正视这一点。小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为目的，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小学阶段应该各科并重。 ”这是我国华文教师的心声，他们争取的是华文科应该得到的尊重。

　　任何科目的教学法配合时代改变而改革或调整是难以避免的，华文科目尤其如此；因此，任何改革、调整都不应该传达错误讯息，削弱家长和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和不断进取的动力。

在经济上，政府不忘扶持一些跟不上发展步伐的少部分国人，并通过各种名目的援助拉他们一把，但并不要求其他要走得快、能走得快的国人放慢脚步；同样的，华文科的学习上无论教学法如何调整，总有一小部分人跟不上，每年总有人因华文科考不好，而进不了名校，政府若因此而在政策上作出基本的改革，让其他人也失去进步的动力，同样放慢步伐，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政府不断强调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更高程度的华文，但是，“机会”和“动力”是两回事，华文科的比重降低，等于是华文科的重要性削弱了，务实的家长和学生就不会有“动力”把资源和时间放在华文的学习上。

　　如果小学阶段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对华文有兴趣、有更强能力的毕业生，直接影响的是特选中学的发展。所以，降低小学的华文比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理解政府关注华文能力差的学生的苦心，他们一向也受到学校和华文教师的额外关注和特别帮助，华文教师在这方面素来负有高度的使命感。

　　华文比重课题这次引发的广泛争议，也不乏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清新加坡人维护双语政策的决心，我们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

华文教师总会：考试不是唯一但却是重要的学习动力（2010-05-05）

2010-05-10T23:26:00.001+08:00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针对《调整小六会考母语科分数比重》报道之声明

　　日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向媒体表示，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巨大反响。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对访谈内容表示深切的关注。我们认为，小六会考母语科分数比重应该保持不变，才符合双语教育的原则，也才能继续加强我国培养双语人才的优势。

　　有鉴于此，教总特邀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职总助理秘书长杨莉明和多位教总理事，于5月3日傍晚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对话。席间，教总作为本地唯一代表华文老师的职工会，向部长反映了我们的忧虑，并陈述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及继续的必要性，我们也向部长提出会员对于如何改善华文教学、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教总的观点和建议得到了部长的支持。部长也重申，政府无意降低华文的重要性，因为那是我国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特色。他同时就母语教学及母语教师的未来方向，与理事分享了教育部的想法。我们期待李总理及部长，能在接下来的新闻招待会中阐明政府的想法。

　　我们希望教育部保留母语科目前在会考中的比重，理由如下：

　　第一、小学离校考试中母语科的同等比重，对家长和学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任何不利于母语比重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学校与家长对教育资源的调配与投入，以及学生对母语科的学习态度。因此，教育部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应该正视这一点。小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为目的，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小学阶段应该各科并重。

　　第二、我国教育体系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肯定了双语学习的积极作用。我国的经济文化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新加坡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双语教育功不可没。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双语教育的特色也应该发扬光大。双语优势让我们成功地在东西方之间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让学生从小学习双语、甚至是多语的重要性，也都在努力朝双语教育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国民的双语优势，是靠过去三十年的努力与经验积累而来的，其作用除了以英语作为重要的工作用语，以母语作为向文化认同与人格塑造的媒介外，更是将来国家走向更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教育部应该继续研讨如何积极改进母语科的课程、教学及评估形式，并在学校中积极营造鼓励使用母语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母语的掌握。

考试是促进学习的推动力

　　第三、考试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向来都不主张以考试作为学习母语的唯一动力，但是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有调节和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须善用考试的正面作用，以让我们的双语教育政策落到实处。如果每一门学科都有科学而严格的评估标准，学生无疑将从考试当中获益。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不论学习哪一门学科，既要有内在坚定的意志力，也要有一定的外在推动力，母语学习更是如此。考试成绩也是家长重视母语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部长黄永宏指出（见《联合早报》2010年4月21日报道），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中，课程与教法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受到家长与教师的肯定。部长也认为，接下来应该对考试进行改革。我们赞同部长的说法。考试确实应该进行改革。然而，考试的改革应该在于加强考试与课程的配合，发挥考试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正面影响，以及对生活化语文学习的促进作用，从而对语文的教与学，产生有效的推动力。我们认为，教育部应仔细研究并完善评估方式，使评估确实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有效工具。这样才能贴近社会的语言趋向及国际语文的发展趋势，增强国人的双语竞争优势；同时也能对母语成绩优异的学生起激励的作用，并鼓励其它学生努力学习华文华语。

作为代表1600名华文教师的专业团体，我们同样关心语文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并同意在保持母语重要性的前提下, 应该进一步完善母语教育来帮助这群学生。我们希望教育部通过和华文教师的紧密沟通，来完善母语教育政策的实施。这也将确保华文教师的士气，加强我们的配合度。此外，我们也诚恳地建议教育部，通过多元管道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并经过周详研究、小心求证之后，才作出任何政策上的修改，以达致多赢的局面。

　　职总助理秘书长杨莉明表示：“我为教总理事以理性、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应付一个议论纷纷的课题感到欣慰。这不但体现了教总的专业以及对华文教育的热忱，也将促进教总继续扮演正面的角色，使教育政策的落实能够更完善。”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

2010年5月4日

华文，不能让底线失守（2010-04-27）

2010-04-29T11:30:00.000+08:00

潘星华

　　上星期我去出席中国大使张小康的离任招待会，碰到新加坡教育界的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地说：“怎么办？怎么办？”碰到的中国官员，也都大惑不解地问：“新加坡不是重视华文的吗？这样一来，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随着华文的水平一降再降，升学标准一改再改：升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华文不是必及格科目；升大学，华文副修不算分之后，教育部长日前再宣布：“有必要重新思考小六会考目前母语所占的比重是否合理。”

　　25年来小六会考华文保持与英文、数学、科学平等重要的地位，终于动摇了。教育部这个触及修改华文教育底线的行动，加上之前考虑参考IB华文考试，以及中国给外国人提供的汉语文水平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还有以英语教华文等等措施，彻底显示华文在今后的新加坡，将只具备作为外文存在的资格，它已经无足轻重了。

　　小六会考比重降低后，华文授课内容更浅易、授课时间再缩减，华文水平再下降是可以预料。至于水平将有多低？从教育部长这样一句话，可以略知一二。他说：“我们探讨的一个模式，是要求所有学生在母语学习上取得一个基本水平。”在中国崛起的年代，当全世界人学习华文唯恐来不及，新加坡教育部却只要求“所有学生”的华文只在“基本水平”，是让人震惊和不解的。

2008年3月28日，前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在离任专访回答为什么教育部要在小学强制学生读华文，到了中学、高中、大学，却给予自由度。他说：“孩子年纪小，学习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强制的，何况学的是在家很少用得上的母语。就像我四个孩子学华文，我们在家完全没有用华文，不在学校强制的话，他们是不会学的，他们也无从知道原来华文是这么有趣，没有接触，不知道自己后来会爱上华文。所以，我们把母语列为小学会考的必考科目，强制孩子们学，这是从外在给他们了解学习语文的需要。”教育部难道现在不再这样想了吗？

底线失守　影响深远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建国基石，也是新加坡成功之道。过去25年，新加坡的华文虽从第一语文水平降至第二语文水平，华文在小学会考，还能保住和其他三科同等比重的地位。新加坡的华人子弟，在小学学了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打了基础。中学升高中，华文虽然不是必及格科目，却还是中学必读科目，水准再烂，毕竟还是读过10年。

双语教育的成功，培养了我的年轻同事陈能端，在莱佛士女中读英国文学，再进华中初级学院读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取得报社奖学金，先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学士，再到北京大学读硕士，学成回来华文报当记者。这样的年轻人是百里挑一，以后呢？还有百吗？怎样挑一？

　　新加坡的年轻人有不少受聘于欧美跨国公司，是因为他们的英文即便不及英国人和美国人强，华文肯定比英美人好；他们的华文即便不够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水平高，英文却比中港台人强。这个新加坡专有的双语优势，现在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

正如一位家长说，小六会考减低华文占分比重，可以帮忙华文不好的讲英语学生，但是对华文好的学生，这难道不是惩罚吗？另一位家长认为学华文不只有认祖归宗，学习自己文化的意义，还兼是克服困难的学习，非常重要。他说，培养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来面对挑战，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吗？

　　其实，新加坡年轻人的能耐是巨大的。30年前，当教育部要求初院生进大学的第二语文成绩必须及格，英校生就拼了命读华文，华校生也拼了命读英文。他们很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搏斗的障碍赛跑，自己如果不能跳过障碍，前途就不会光明。于是一个劲地死命往前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个成了现在能掌握双语的人才。

　　时代进步，难道新加坡年轻人反而变钝了吗？

作者是本报资深教育记者

千万不可削足适履（2010-04-27）

2010-04-29T11:28:00.000+08:00

吴俊刚

　　母语在小六会考中，和英文、数学和科学在积分上占同样的比重，即各为25%。这反映我国特殊的语言情况，因为要以英文做为各族的共同语，学校合流，统一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各族学生不会失去自己的母语和母族文化认同感和自尊，因此也特别强调母语的学习。

　　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的双语教育的基本特质。近年来，由于英语在华族家庭中节节胜利，华语却节节败退，一个或许是当政者过去始料不及的新局面出现了。 2009年华族小一新生当中，竟然有多达60%在家里是讲英语的，换言之，他们的“母语”是英语，原本应该是母语的华语则变成了外语，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语文。很明显的，双语政策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应变关头。而该怎么变，肯定必须慎思明辨，以免棋差一着，全盘皆输，使实行了几十年的双语政策前功尽弃。

　　那60%华族小一新生的父母应该都是在双语政策下成长的一代，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决定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家庭用语呢？我猜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本身日常用语的习惯，因为，他们虽然懂得华语，但在工作和社交场合大概都只用英语，回到家顶多也只是父母或祖父母讲华语，但涉及的课题只是生活上的小课题，华语不是他们用来思考的语言。

　　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孩子一出世时，就自然而然地和他们讲英语。父母亲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祖父母难以左右和抗衡的。他们有心让孙子学好华语，可惜往往有心无力，感觉万般无奈，小孙子一进了幼稚园，形势就更难逆转了。

　　上个周末，朋友讲了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她到图书馆参与换书活动，想到邻居那个四岁的淘气小男孩，于是特地选了一本有插图的华文故事书送给他，谁知小男孩一听到是华文书，马上童言无忌地喊说：“华文书，我不要，我讨厌华文。”小男孩其实可以用基本华语与人沟通，因为他在家由祖母照顾，祖孙之间也讲华语，但对华文却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抗拒和厌恶。

　　我不知道那60%的小一新生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像这个四岁小孩一样厌恶华文，或者（更重要的）没有能力达到现在规定的小学华文程度，而他们的家长当中，又有多少人是认为华文不重要，可以弃之如敝屣的。但从历届会考的成绩看，每年的华文及格率总在 90%以上，这难以说明，小学的华文学习碰到了天大的困难。至于做家长的，相信有不少在步入职场以及同外面的世界有了接触之后，其实才真正体会到懂得母语的重要和好处，因此也大声疾呼，不能放弃母语，不能妄动双语政策。

　　是的，面对新的情况，必须谋求新的对策，但是，对策绝不应该是完全去迁就无知的孩子，或顺从少数人的压力。四岁小孩说他讨厌华文，难道做父母的就可以说，好，你可以不用学华文吗？假如可以这么做，那么，如果孩子说他不喜欢数学或科学，或不喜欢英文，他也可以不学吗？那我们还需要什么教育！

　　为了迁就少数人而要全部人都降低水准，这是削足适履的做法。少数人的脚掌比较小，穿不了普通大多数人都适合的鞋号，要大多数人都把脚削平了一起穿较小号的鞋，哪有这样的逻辑？

　　有个祖母写信给《海峡时报》，说目前的做法是惩罚孩子的弱点。这也是说不通的道理。只因为她的孙子们华文学不好，便认为整个制度是在惩罚他们的弱点，这符合逻辑吗？如果这是正确的逻辑，那么，那些孙子们英文或者数理科成绩不好的祖父母，也可以申诉小学会考是在惩罚他们孙子的弱点而要求改变积分比重了。

有些人更抬出了少数新移民来做挡箭牌，意思无非就是我们的双语政策也必须迁就这些外来移民，只因为这些移民的孩子只讲英语。一个政策如果必须这样迁就来迁就去，那这个政策还站得住脚吗？

教育部须懂得基本教育底线在哪里

　　无可否认，每个孩子的天赋不同，教育应该尽量做到因材施教，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发挥潜能，施展所长。但因材施教，绝不是削足适履，也不能因为有些人认为某某科目不重要，就要全部人降低水准去迁就他们。教育部必须懂得基本教育的底线在哪里，并坚守着条底线。

　　守住底线之后，再谈改变教学法，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学校里的学习环境等等，才有意义。因此，我比较认同李显龙总理去年底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的说法。

　　“我们要设法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中，把全人口的华文和其他母语的水平维持在足以在工作上应用的熟练水平。然而，对一门语文能掌握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个人的语文能力和语文背景，以及家庭背景。一些人能够达到几乎相当于第一语文的水平，可以加入双文化课程，但是大多数人都应该能达到实际使用的水平，其中一些是来自讲华语家庭，一些也来自讲英语家庭。因为许多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实际上也有很强的学习语文能力，其中很多的高级华文也考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一些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华文时无论作出多大努力，都会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们在学校的学业成绩可能一般都比较弱，但并非全都如此。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一般学术能力的直接关联并非那么密。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学生很聪明，学习华文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为这群学生设定比较实际的教学水平，以此作为学习目标，而不会把其他学生的水平都拉低。这正是我们设立华文B课程的原因。”

　　降低小学会考积分中华文的比重，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其他学生的水平都拉低。因为，这样的做法夹带着浓重的华文比较不重要的信息，“务实”的学生和家长会怎么做自不在话下，小学华文水平跟着下降，也不在话下。

　　是的，全世界很少国家像我们这样强调母语的重要，但这是因为，全世界很少国家像我们这样，以一种外语为第一语言，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我们可以选择走许多中美洲加勒比海小岛国同样的道路，完全放弃自己的母语，但后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前车可鉴啊！在语文教育上，我们也必须接受，没有毫无痛苦、人人欢迎而又正确的政策。

　　在这点上，我觉得李总理的说法也比较合情合理：“每个人要学好一门语文，都必须付出努力，这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过程。你不可能只是在洗澡时听听华语流行歌曲，或者以为每晚看电视肥皂剧或综艺节目，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这门语文，既能听又能讲。你必须付出心血努力记住一些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我们应该尽量让学生多学一点，因此他们始终都会面对学好的压力。然而，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也必须是实际和合理的，并且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称，而学生所能达到的水平，也会因人而异。”

　　因此，为了解决一些在华文或其他母语学习上碰到特别困难的学生的问题，我们的思路不应该是一味去迁就他们，甚或削足适履，降低比重，为他们制定类似华文B的课程，也许是可以考虑的做法。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小六会考华文比重调低建议允许中学变更入学条件（2010-04-24）

2010-04-25T17:36:00.000+08:00

陈思平

　　看到有关双语政策可能又要改变的报道，我深感关切。关于这个挥之不去的老课题，我觉得有必要客观的分析一下。

　　从图表的统计数据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以下的结论：

　　一、英文（2.5%）和华文（2.6%）科目不及格的考生人数不相上下。

　　二、数学（16.2%）和科学（9.2%）科目不及格的考生人数比语文科目高。

　　三、只有43.9%的考生获得英文科目A或A*的成绩而却有高达81.1%的考生获得华文科目A或A*的成绩!

　　看来的确有2.6%的考生在华文学习方面面对着严重的挑战。另外，有18.9%的考生考获B或以下的成绩，可能因此未能进入理想的中学。即使我们大胆假设这18.9%的考生都在其他三科获得A或A*的佳绩，仍然有更多的（约24%）的考生考获四科A或A*的成绩。很遗憾的，没有数据让我们了解和准确地分析这些资料。以上假设可能不成立。因此，希望教育部能够提供数据说明有多少考生考获其他三科A或A*的成绩但是华文不及格。这将有助公众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的双语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也使我国具备独特的优势。近来的若干调整会不会使我们趋向双语政策的名存实亡，逐渐削弱我们的独特优势而最终成为一个单语国家。华文的学习问题真的严重到我们必须不惜修改国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动摇国本了吗？有些政策的效果可能只会在二三十年后方能见效，恐怕到时悔之已晚矣。

　　除了降低华文的比重外，是否有更合理的应对方法？降低华文比重势必给小孩发出错误信号 ——母语已经不再重要了！同时，逻辑上是否合理：尽管有报道说有60%学生来自讲英语的家庭，但只有19%的考生没有考获华文A或A*的成绩，而却有 56%考生没有考获英文A或A*的成绩。

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已有前例——特别补助学校给考获好成绩的高级华文考生在中学的选配过程中额外加分的做法可以效仿。热门的中学可以保留部分学额，吸收那些华文不及格但其他三科考获A*的学生。我也注意到名牌中学之间似乎有些分工——有些比较注重有关中国的学习，有些比较偏向印度。同样的，一些拥有单语传统的名校是不是可以多收一些单语的小六毕业高材生呢？

　　允许中学变更入学条件，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即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发展和实现其潜能的教育方针。这样做也不会无意中伤害到不同的学生群体。

　　支持教育部对华文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所作出的努力和给予的帮助。这些可怜的学生也是大环境和成人态度的受害者。我国人才有限，一个也不能少。不过，在给予一小部分人帮助的过程中，不应该损害或对其他学生群体造成不利。原则上，修改华文比重，犹如削足适履。允许中学变更入学条件，给那些华文不及格但其他三科考获A*的成绩的学生在中学的选配过程中额外加分，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之一。

不如灵活调配四科比重（2010-04-24）

2010-04-25T17:35:00.000+08:00

林冠雄

　　新加坡的中小学华文课程水准的低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教育部再将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调低的话，可能就再也没有什么冲力来让华族学生提高学华文的兴趣了。

　　为了孩子的利益，在家和孩子讲英语的家长当然希望小六会考中英文成绩的比重大一些，同理，有些家长是希望华文成绩的比重大一些。上星期，教育部长黄永宏说：“在看整个教育体系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何设计一个可以符合整体国人的系统？”

　　我认为，既然教育部要兼顾到《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读者群的不同观点，教育部可以顺水推舟，设计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让全国人民，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我对调整后的各科成绩比重的构想是：将四科成绩，分成四组：90分，80分，70分，70分（总分310分）。学生考到最好成绩一科，以90分算，余者以成绩好坏类推。例如，一个学生，四科中英文考到最好，得80分（满分100），那么他在小六会考中，就得到310分中的72分。同理，如果一个学生，母语考到最好，得90分，那么他在310分中就得到81分。依此类推，数学科学也是如此。

　　这个构想，我想是公正平等的，英文强的学生，会考时英文得分就高，母语强的，母语得分就高，数学科学强的，数学科学得分就高，谁都不吃亏。家长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发出怨言，因为这是双赢的构想。

母语教育政策不能仓促改变（2010-04-24）

2010-04-25T17:34:00.000+08:00

社论 2010年4月24日

　　教育部长黄永宏日前接受本报和《海峡时报》的联合访问时，表示母语作为小六会考四个科目之一，所占的分数比重明显较大，因此，他透露，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中的比重，让兴趣和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消息传出，这几天在华社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关心母语教育的读者纷纷来函或来邮表达他们的关切，也反映了双语政策，尤其是母语教育政策的诸多变动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疑惑与失望。大家最担心的，是政策一再调整，双语教育的根基动摇，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地被削弱。

　　很明显的，政府关于母语教育所释放的不同信息，已经在华社引起相当程度的迷惑。前不久，强调改变教学法，包括用英语教母语的做法，基本上是受到理解和支持的。无疑的，利用电脑科技，创新的教学法，注重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一味强调死记硬背，应该都有助于提高母语教学的成效。而随着教学法的革新，人们很自然地也期望一般学生的母语水平能有所提高，而不是每况愈下。减少小学会考母语比重的想法，因此和这样的美好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这么做所可能引起的诸多不良后果，尤其令人忧心。

　　首先，目前母语和其他三个科目，即英文、数学和科学一样，是升中学的四个记分科目之一，比重均等。这样的规定给学生和家长发出的强烈信息是，学习和掌握母语是很重要的。减少母语的分数比重，可能撼动双语政策的根基，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被“务实”的家长和学生解读为母语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也增加了一个让他们放松母语学习的导因，即使这并不是政策改动的原意。

　　其次，我们都知道，小学阶段是语言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打下坚实的母语基础，以后要进一步学习和加强就相对容易些。如果在这个学习阶段把对母语水平的要求一刀切地降低，那是不明智的。虽然这么做可以满足那些排斥母语，或在双语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但对那些可以学好母语，有兴趣掌握更高程度母语的学生，却反倒可能是泼了一盆冷水。

　　其三，这么做也可能打击众多华文教师的士气。原本大家兴致勃勃，准备好通过各种创意点子，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更大热忱，使母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加强学生的双语优势，突然来个晴天霹雳，虽然还未有定案，但一些教师一时之间确实感到难以接受，也不免忧心忡忡。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令人担心的是，这很可能将进一步影响许多华文教师的士气。

　　最后，是种种的变动如果都不幸地产生加速华文的母语地位的丧失，长远来说对国家民族会有怎样的影响，也是令人忧心的。学习母语的原初目的是保持我们文化的根源，在一连串的变革过程中，母语与文化根源已悄悄脱钩，现在，我们更强调华文华语的商业价值而不是文化价值。虽然60％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已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英文是否能完全取代华文的文化作用呢？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基于此，我们认为，一刀切地削减小学会考母语分数比重的想法很值得商榷，更不能仓促行事。黄部长前天进一步表明，一切都还没有定案，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探讨，听取民众的看法和意见，寻求能满足不同家长和学生需求的方案。教育部持谨慎的态度是明智之举。我们相信关心母语教育的众多华社成员，都会保持积极的态度，向教育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当局能集思广益，制定一个考虑周详的方案。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本着一贯的大无畏精神，制定和坚持有利国家长远发展，但却可能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母语政策。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日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应归功于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以来持之以恒的那种不轻易向压力低头、不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牺牲国家长期利益的为政之道。

真精英不怕洪炉火来炼（2010-04-24）

2010-04-25T17:32:00.000+08:00

惠志刚

　　政府鼓励和号召国人学习华语，虽然有很多政治和经济的考量，也可说是用心良苦，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如此的不合拍呢?

　　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有机会去北京、上海、台北等城市，看看在那儿生活的洋人，再听听他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或国语。华人还有借口说华语难学吗？对这些洋人来说，学习华语对他们的挑战，显然要比以华语为母语的我们来得大啊！可为什么他们能够，而我们不能呢? 我们是不是生活得太安逸了，一点点困难就觉得像登天一般，动不动就要向政府抱怨和求助呢？

　　的确，新加坡需要精英，而且需要大量的精英，但我们不需要只适合安逸社会，适应顺境的精英，不需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的精英。因为这样的伪精英是靠不住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恶劣，我们要的是不怕洪炉烈火，不惧任何困难，能够逆流而上的真精英！

小学生如果肯努力，也能学好华文（2010-04-23）

2010-04-25T17:30:00.002+08:00

纯粹谈点我个人学习英文的惨痛经历。

　　小学和中学就读的是传统华校，家里的语言环境又是方言和华语，所以我从小的英文成绩就不好。小六是勉强过关，中四却考了个不及格的E7，幸好其他学科还不错，所以还能进入三年高中，不必留级。

　　虽然家庭环境不是很好，但是父亲还是忍痛花了近两千元的学费，送我到英国文化协会恶补英文。由于英国来的洋老师教学方法得当，而我又下定决心苦学英文，高一那年补考得了个C3。次年，我就不再读高二，而是进入当时的义安工艺学院学习去了。

　　现在有许多小学生的经历和我相似，只不过我当年是英文不行，而他们现在是华文不行。相信他们也和我一度恨透英文一样，对华文深痛恶绝。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不过，正如我下定决心就能学好英文一样，相信这些小学生如果肯努力，也能学好华文。

华文不再重要？（2010-04-23）

2010-04-25T17:30:00.001+08:00

潘冠豪

　　近日拜读教育部长黄永宏的专访后，内心唏嘘不已。笔者去年心中的担忧终于“应验”了。话说去年《海峡时报》交流版的读者曾经提出减少小六华文会考比重的文章，笔者心中暗暗觉得不妙，这样的言论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但是这毕竟是影响一代人的决定，轻率不得。前后不到半年，这样的论调已经浮出水面，摆在桌面。新加坡人办事的效率了得，但笔者觉得此事仓促不得，这关系到一代新加坡人的前途，一代新加坡的语文优势，一代新加坡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华文教育的话题频频成为话题，笔者身为一名华文老师，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华文教育的改革不断，华文老师不断地自修与配合是眼前必须完成的任务。眼前的改革话音刚落，接踵而来的是减少小六华文会考比重的话题，让人心里无比沉重。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居多的国家，但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谈到华文课题时，由于立场的不同，很难取得共识。大多数新加坡华人对自身的文化没有自觉，所以也谈不上自省、觉醒，在文化上自信心严重不足。如果说新加坡人是务实的，减少小六华文会考比重的举措并不是务实的体现。因为务实的人是不会削弱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的。我们不能再画地为牢，我们应该放眼世界，知道世界脉搏如何跳动，积极配合，不要再逃避华文日益重要的课题。加强华文的学习力度是应该被拿出来谈的，但我们却在开时代的倒车，在华文课题上似乎迷了路。我们要谨记小红点的语文优势不是长存的，不是不可被取代的。当大家还在身为新加坡人所拥有的语文优势沾沾自喜时，我们今天却为了减轻华文学习所带来的压力，翻箱倒柜找出种种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语文就如一双翅膀，带你飞得高、看得远。任何一种语文从学习到掌握都是辛苦的，甚至是痛苦的，都得默默地付出和努力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英文至上的观念已经落伍了。现今的时代，以大格局为重，掌握双语、三语甚至四语，那才叫最棒。

　　新加坡的语文格局太小了，太狭隘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现在不敢再涉足大谈什么文化的传承了，我只要求当局不要给莘莘学子造成华文不重要所以华文可以折腰，小六华文会考比重可以减少，其他科目很重要所以不可以折腰的感觉。

作者是本地华文教师

应让小六生自选升学最佳三科（2010-04-23）

2010-04-25T17:08:00.000+08:00

许绮纹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提及教育部将探讨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令人感到心情沉重。

　　首先想到的是现在的孩子已经是温室里的小花了，在家倍受长辈的宠爱，如果在学习上也不能承担压力，长大后又如何面对生活上的许多挑战呢？

　　比起周围的国家，我国有最利于华文学习的优良环境，我们都不好好利用，实在是令人，特别是外国人，感到不解。《联合早报·新汇点》曾经访问过送孩子来我国读书的韩国父母，因为这里可以让他们学习英语和华语。看到那两位活泼名叫快乐和小蜜蜂的可爱美国小女孩对华语学习的认真态度，真想不出我国学生还有什么华语难学的借口。

　　此外，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些西方人，如澳洲总理陆克文，说得一口漂亮的华语，常令我为那些身为华人而不愿学习华语的人感到汗颜。

　　报章上也常报道近年来的外来会考状元来我国读书时都在英语上下了了不得的工夫，那为什么我国学子又不能少玩一点玩电脑游戏，把时间用在认真学习华文上呢?

　　有些学生语文比数理好，也有的数理比语文好。所以如果教育部真的决定要“让兴趣和天份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我希望他们可以考虑采用O水准的制度：让考生从自己小六会考成绩里选出最佳三科的成绩，才减少第四科的比重。这一来才不会影响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的成绩，让他们也能升上理想的中学。

“因材施教”还是“误人子弟”？（2010-04-22）

2010-04-23T00:03:00.001+08:00

林煜辉

狮城脉搏

　　我曾经怀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投身华文教育，可是，当我面对教育部三番几次对于华文教育政策所做出的的改革与调整，除了感叹本地华文教育的没落，我更感到失望与痛心疾首。

　　我之所以离乡背井到台湾求学，努力耕耘，就是期待将来学成归国，能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贡献一份心力，纵然我深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无法与大趋势相抗衡，我内心里始终存有一线希望。但是，教育部近年来对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多次让步，从几年前的母语成绩在申请大学时不计分、小学生只需认字不必写字、用英语教华文，到现在放宽选修华文B的条例、考虑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这样一步步的退让，我心里仅存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作为一个热爱华文的岛国青年，我原先的失望与痛心，已化作绝望与漠然。

　　教育部长黄永宏说，他希望能制定出一个可满足不同需求的华文教育政策。的确，对于因材施教，我从来就没有异议。但是，现在教育部所谓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降低华文水平的基础上，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成绩的比重，这到底是因材施教，还是误人子弟？前几年，教育部施行‘A’水准母语不计分的政策，理由是教育部体察到一些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因为无法通过‘A’水准母语的考试，造成他们无法在本地大学升学。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学生学不好华文，就让他们成为制度底下的牺牲品。所以，教育部的苦衷，我尚能理解。但是，小六会考却是鉴定学生最基本的华语能力的考试，如果我们不好好把关，而选择再次退让，岂不导致我们的学生失去最起码的华语沟通能力，更遑论读写的能力了。

一退再退　伊于胡底？

　　其次，教育部一直在向老师倡导创意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于学习母语的兴趣，试问你在学生小一刚入学时，就已经告诉他一个事实，让他抱着华文这一科不重要的心态学习母语，再加上父母要求孩子把心思多花在加强英语、数学和科学这些占成绩比重较大的科目上，学生根本没有动机学习华文，我们如何谈什么创意教学法，抑或是让学生对母语产生兴趣？就好像连门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华文老师就算具备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钥匙，也是徒然。

　　人是很现实的，华文和其它科目一旦有了轻重之分，家长和学生的心里，自然也会开始权衡轻重。因此，一些原本对华文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或是一些虽然来自讲英语家庭，但却有能力把华语学到更高水平的学生，也可能因为得失心作祟，而最终选择牺牲华文。

　　再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政府一直强调我们的华文教育体制必须负起为国家培育华文精英的责任。可是，在小六会考时就把要求降低，将会造成得以升上特选中学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华文能力较强的一群，而特选中学在无法录取华文能力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下，为新加坡培育华文精英的使命将更为艰巨，这个目标的达成，也越发显得遥遥无期。

　　黄永宏部长也提到，现在母语成绩的比重太大，当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就会难过消极。教育部不想再为学生设跨栏，而是要为他们提供学习母语的跳板，那些跳得过去的将获得奖励，跨不过的将不会受到惩罚。我理解教育部的用心良苦和部长的语重心长，但是，将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降低，对华文能力较强而英文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并非奖励，而是惩罚。不要忘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不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就选择逃避。一个教育体制不是大胆强迫学生力求上进，鼓励学生向困难挑战，而是灌输学生“即使不及格，也没什么好担心”和“还未尝试，就轻言放弃”的心态，我想这样的教育似乎有点误人子弟。而且，如果每个讲英语的学生都抱以这样的心态，最终“跨不过的”是一代人的百分之六十（注），而新加坡最终也只有走向一个单语社会的下场。

我是新加坡双语政策培育出来的产物，我清楚知道，也实际的感受到掌握好双语给我们带来的优势与好处。在台湾求学的这段日子，每当遇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朋友，我能够很自在地用英语和他们沟通；和台湾朋友在一起，我也能以流暢的华语和他们聊天。这种能力是许多台湾学生欠缺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利于学习双语的环境，可是新加坡虽然具备一个得天独厚的双语环境，我们却不懂得珍惜。看到身边的台湾同学积极地学习英语，无非就是为了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无时无刻都在标榜着竞争力的新加坡，为何要削足适履，放弃这样一个强大的优势呢？

　　注：目前小一新生当中，来自讲英语家庭背景的学生占超过百分之六十。

作者是在台湾大学留学的新加坡人

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要审慎（2010-04-22）

2010-04-23T00:02:00.000+08:00

梁慧瑜

　　4月21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我国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的专访。其中，部长提及教育部将探讨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对此想法，我感触颇深。

　　我在北部的一所邻里中学任教。我校大部分学生在小六会考中的数理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一般在B等以下；反之，有不少学生的母语科是考获A等的。

　　根据报道，教育部之所以考虑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主要是为了“让兴趣和天份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教育部的初衷是希望那些其他科目成绩优异，但母语成绩较弱的学生，不会因为母语比重太大而妨碍了他们接下来的教育。但是，上述的学生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当教育部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从而减轻上述学生的负担的同时，反而加重了母语成绩较强，但数理成绩较弱的学生的负担。原本因为母语成绩较强，可以考上某个源流或某所中学的他们，或许会因为这样的调整，而无法顺利升上理想的源流或中学，这对他们接下来的教育也会有所影响。因此，若教育部真的对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进行调整，那岂不是违背了部长所提及的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愿景吗？

　　在我看来，为了那些母语成绩较弱的学生，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并不是个值得鼓励的政策。若此政策被实施的话，将有可能被视为一种精英政策。希望教育部在探讨此调整时，能顾及全局，考虑不同源流和不同能力的学生的需求，方才做出最后决定。

既要推广华文但又要减低比重受访华文教师感费解（2010-04-22）

2010-04-23T00:00:00.001+08:00

王珏琪

　　为何教育部一方面推广华文学习，一方面又要降低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呢？

　　这是令昨天接受记者访问的华文教师费解的问题。针对教育部长黄永宏日前受访时谈到教育部将考虑调整母语在小六会考成绩当中的比重，受访的华文教师也认为，调整政策会打击他们的士气。

　　一名只愿意透露是“黄老师”的中学华文教师（26岁）则指出，一般学生知道作业分数不需加入总成绩，就随便应付。

　　“学生是少了一分压力，但对华文教学就越来越困难。”

　　小学华文教师刘美秀（60岁）指出，目前的情况是，虽然有的学生不太重视华文，但他们可能因为小六会考所需而学习。

　　有的父母来自讲英语家庭背景，现在为了帮助孩子学习华文而请补习老师。如果教育部调整政策，确实可以减轻这些父母和孩子学习华文的压力。

　　不过，她也担心一旦降低华文在小六会考成绩的比重，连锁反应将会出现，因为这会给家长传达不必重视华文的信息，而家长影响孩子，孩子也就跟着认为华文可以不用予以重视，因此影响学习态度。结果是：教师的负担会更重。

　　受访的华文教师也担心，若学生在小学没尽全力学习华文，打好基础，培养学习华文的兴趣，上了中学基础太过薄弱，学习就会有更大的困难。当难度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自然递减，到头来掌握母语的能力就更弱了。

　　黄永宏日前受访问时表示，现在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太大，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比重，让兴趣和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黄永宏当时说：“我们之前已经宣布将改进母语内容和教学法，让母语课变得更生动有趣，而家长和教师的反应都相当积极，但他们觉得如果不改变考评制度，不论怎么改变，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教育部还没有公布调整细节。不过，刘美秀希望，除了家长，在进行政策调整前，教育部也征询前线华文教师的意见，并在考虑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后，再做出决定。

　　曾在中国教学8年、在本地小学教学10年、并在2007年获得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的石滨（38岁）昨天告诉本报：“你一方面看好中国的发展，要孩子们学好华文，可现在小六会考华文的比重降低，你是在鼓励他还是给他一个借口说，‘我不用学好华文也没关系，反正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降低’呢？”

　　她认为，这样向家长和教师们传出的讯号很矛盾。

　　她凭着在本地与学生、家长的接触经验来说：分数决定了家长对华文的重视程度，比重减少了，家长就不重视了，学生也没兴趣学习。

　　石滨目前经营补习中心。她说，学生知道小六会考华文考试中的口试比重增加了，就赶快到补习中心补习以提高分数，“现在比重下降了，孩子哪里还会重视呢？”

英文教育背景家长：大环境使然教育部调整反映现实（2010-04-22）

2010-04-22T23:57:00.001+08:00

赵琬仪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几个不同语文教育背景的家长受访时虽然反应不一，但基本上都指出，华文作为母语的学习与运用，在本地早已缺乏大环境，即使母语成绩的比重不调整，大环境也使学生及家长质疑学习华文的必要，教育部的探讨反映的只是现实，尽管比重一调整，会进一步影响学生对这语文的学习心态。

　　育有三个念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的郭慕贞，在知道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后，第一反应是：“我们欢迎。”

　　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她说，三个女儿在家里和在学校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使用英语，学校的华语口试因此令女儿感到非常吃力。华文补习老师在帮助女儿掌握书写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会话需要环境和使用的机会，光靠补习和学校的华文课，说的机会其实不多。

　　郭慕贞的五年级大女儿正在修高级华文，但由于程度跟不上，准备在明年转修普通华文。

　　她认为，教育部的语文政策经常在变，很难确定往后修高级华文会不会让学生得到升学奖励。

　　她说，即使不调整母语成绩的小六会考比重，并不见得华文就会得到重视，首先是本地的大环境让人觉得华文其实并不重要，何苦为难孩子吃力地学习华语，却又一直学不好。而他们花在学语言的时间，也分薄了他们在其他科目用功的时间。

　　从台湾嫁到本地的罗秀玲，丈夫是本地华校毕业生。她很务实地表示，既然孩子没有学好母语的兴趣，调整成绩比重，让孩子在其他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其实未尝不可。

　　她表示，夫妇俩一直在为孩子的华文学习操心，但大环境对孩子学习进度与兴趣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能无奈地看着儿子与华语渐行渐远。

　　罗秀玲说，大环境以英语主导，学校的华文师资又参差不齐，再加上现在的孩子缺乏学习语言的刻苦精神，使华文的教学与学习都吃力不讨好。

正在邻里小学念小六的儿子过去在上学之前，在家中是以华语交谈。上学后，由于同学之间都讲英语，回到家中也就转为全盘英语，拒绝与父母用华语交谈。

　　她说：“调整华语成绩比重，长远来说必然会影响学生对这语文的学习心态。不过，孩子长大以后，如果觉得需要学好华语，还是有机会学的。”

　　受益于我国双语教育的年轻家长蔡志伟（37岁），家中的老大和老二分别在念小一小二。

　　他本身毕业自莱佛士书院，但在讲华语家庭长大，说着一口流利华语。

　　担任酒店培训工作的他告诉本报，小时候并不知道学好母语的重要性，踏入社会工作后，才真正体会到掌握双语使他获益不浅。

　　他指出，本地的一般家长，未必都能用流利的华语与孩子交谈，如果学校的教育也放宽对华语教学的要求，华文会逐渐“自然死亡”。

　　他认为，如果因为要迎合小朋友学习华文的能力而调整华文成绩的比重，是不是将来有许多小朋友觉得其他科目如科学、数学难学时，也得调整它们的成绩比重？

访教育部长黄永宏打造以“学生为本”多元走道培养软技能为学生增值（2010-04-21）

2010-04-22T23:53:00.002+08:00

陈能端　王珏琪

有人形容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在起步的时候，只为学生打开几扇门，进门后只能沿着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往前走，如果半途脱队，路旁没有其他的出口让他们改道，要追上也很困难。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说，教育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为学生打造一个以“学生为本”的多元走道，一方面让学生有机会和空间往不同的领域发展，另一方面全面培养学生的软技能，让他们在21世纪继续拥有国际优势。

黄永宏在2002年担任教育部政务部长，过后升任第二部长。2005年他调任人力部长，三年后回到教育部主政。上星期他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访问时，重新审视了我国50年来的教育历程，承先启后，再提出他对我国教育的愿景。

　　教育部在1960年第一次以四种官方语言进行小六离校考试时，及格率仅达到45%，在建国初期的艰难形势下，当年极需解决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人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以支持经济发展。效率，是当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集体化是最有效的，因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课程内容、统一的考试、统一的师资训练等等。

　　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也很自然地重视考试成绩，大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考进最好的学校、上最好的大学、修最吃香的课程，成绩是唯一的学习推动力。

　　经过50年，国家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社会的本质也已经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不再和以前一样。教育部在建构未来的教育时，必须考虑全球大环境，以及新崛起的国际势力对下一代的影响。

　　黄永宏说：“我们有优良的教育系统，但对下一代来说，这套系统能否面对10年、20年后的未来世界，这套系统是否还能创造最大的效益，帮助每一个学生发挥最大的潜质，让他们梦想成真，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要让每一个学生发挥所长，关键是要打造一个更开放和具有包容性的教育体系。黄永宏强调，教育部要提倡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以学生为本，是要培养全方位的学生，让他们兼备硬知识和软技能，做个有自信、积极学习和贡献的好公民。

　　黄永宏说：“高识字率和计算能力已不足够，虽然这两方面的优势仍然重要，但中国、印度、越南的学生也具备这些条件。只要你和跨国公司或有意到国外发展的本地企业领袖交谈，就会知道他们眼中的‘增值’，是指有分析能力、沟通力、领导力、高瞻远瞩以及有创业才能的人。这些都是软技能。”

小学教育检讨及执行委员会去年公布报告结果时建议教学系统更着重栽培学生兼备21世纪所需的软技能，教育部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已展开这方面的改革，确保学生无论来自任何家庭背景，都能接受全方位的核心教育。

　　让学生培养广泛的技能，同时也要为他们开辟多元发展的路线。黄永宏希望勾画的是一个群峰连绵的图景，学生不论通往哪一条路，都能登上各自的巅峰。

　　他说：“我们近几年来都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学校直接收生计划不仅考虑学生的课业成绩，也让学生凭其他方面的才能进入心目中的理想学校。新加坡艺术学院、体育学校、国大数理中学、科技中学都是例子。在大专学府方面，工艺教育局和理工学院不断扩展课程内容，加上新加坡科技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SUTD）开始招生，学生的选择也更多样化。”

　　在大步迈向未来的同时，政府也意识到某些群体仍然需要额外的扶持，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特别学校、在主流学校就读的特别需要者等。黄永宏表示，教育部会继续为他们提供资源帮助。

　　创造一个成功的教育体系并不容易，要对一个已经成功的系统进行大胆的改革更困难。黄永宏说：“我们是为子孙提供教育，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为每个学生创造学习的空间，让每个人尽可能地发挥潜质，这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教育成功五块基石

　　我国的教育能有今日的成就，有五大成功的要素，黄永宏认为，它们也是我们登上未来高峰的基石。

　　其中两个成功要素与我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关。

　　第一，稳固的家庭价值观：新加坡和其他亚洲社会一样，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希望子女考取好优异成绩，这对教育的推动有很积极的作用。黄永宏说，一些国家的教师在教课的同时还要应付学生酗酒、吸毒、逃学等种种问题，根本没办法投入传授知识的工作。

　　第二，对数理和科技的重视：部长说，有学者观察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家长并不注重数理和科技，而我们的家长不同，数理和科技让我们在国际上保持一定的优势，此外因为我们以英语教学，这也有助于新加坡人与世界接轨。

第三，务实地评估学生能力：黄永宏说，我们的教育没有把培养大学生作为唯一的目标，政府设立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发展路线。

　　第四，注重测试和反馈：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而尝试废除考试，但那样的做法没有效用。现在大家要探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测试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是否要废除考试。

　　第五，优质的教师和设施：有许多好的教师当然是很美好的，但优秀的教师得之不易，所以黄永宏说，教育部不一味追求小班教学，而是注意培养优秀的教师，并让校长们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也为学校提供实用而不奢华的完善设施。

母语教育答问录

关于母语教学……

问

您提到我们是否有必要让语文在整体考试中占那么大的比重。但双语政策不就一向是我们的优势，让国人能够掌握英语和母语吗？您是在质疑这双语政策？

答

不，我们的双语政策还是有意义的，它也会继续存在。但是，当我们说要让大部分的人拥有更高的华文水平，超过基本水平时，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双语政策。这不是双语政策，是“双语政策增进版”（bilingual policy plus）。有全面能力的孩子要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当一个孩子没有那语文能力时，我们要限定他一定要凭这个才能取得成功吗？

　　我要提出和讨论的是，设这样的语文比重有什么教育意义？就是即使你的语文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基本标准，却还要求做得更多，而你的强项其实是在其他方面。

问

你是否会担心，我们以后会以教外语的方式来教母语？

答

我认为，你的包袱不应该是如何教母语，而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你多有效？我们应该问的是，孩子能学以致用吗？他明白这个语文吗？

　　当我们提汉语水平考试时，并不是我们探讨的唯一鉴定系统，但它的优点在于，它有不同级别。考试的结果不是你拿多少分。在达到第二级时，意味着可以理解简单的华语；达到第四级时是有能力阅读报章，可以在一个讲华语的国家里独自旅行。这样的语文教学系统，我认为是很合理的。

　　汉语水平考试是针对母语并非华语的学习者，但是如果它比较有效，我们是否还要说这不是正确的教学法？我们不应该被这些标签所局限，最主要的还是它是否有效？也许我们应如邓小平所说的，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可以达到目的就应该感到欣慰。

关于母语教育改革……

问

政府常说中国崛起，我们应该学好华语。也有官委议员指出我们的华文水平下降，找不到可以讲标准华语的人来代表我们跟中国协商等。是有挺多人担心的.....

答

不，不是很多人。你所说的只代表其中一群人的观点，还有其他人的观点并没有寄到《联合早报》。我们很小心，《早报》反映的一种观点，但还有《海峡时报》反映的另一些人的观点。在看整个教育体系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何设计一个可以符合整体国人的系统？

　　我知道有一批人希望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允许他们的孩子在母语方面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的要求是值得支持的。他们的孩子若能考好母语，是应该获得奖励的。没有人说要去除这些奖励、去除我们的双语政策。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这个语文能力，要怎么办？他们应把时间放在搞好华文上，还是其他较强的领域上？目前的要求是否符合当前和未来的现状？我们是否要为孩子制造更多空间? 这些问题是值得每个人去思考的。

关于高等教育……

不增建理工学院　但会增加收生人数

　　本地理工学院将增加收生，增加的人数将相等于一所理工院所能提供的学额。不过，教育部不打算兴建多一所理工院，而是在现有的五所里增加收生人数。

　　教育部长黄永宏接受访问时说，随着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成绩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也有更多O水准学生选择到工院升学，预计每届学生中，将有多5%学生会到理工学院升学，因此将扩大这方面的收生人数。他认为随着学生程度提高，每4名工教院毕业生就会有1人能升上理工学院。

　　2007年毕业的工教院毕业生中，每5人就有1人在隔年升上理工学院的专业文凭课程，而修读高级国家工艺教育学院证书的毕业生中，比例更是每3人就有1人。

　　据媒体报道，往年每年约有七成的初级学院学生会被本地公费大学录取，理工学院毕业生则有15%被录取；加上今年新添的科技学院，每届将有两成的理工学院毕业生会上本地公费大学。

　　黄永宏说，大学收生人数不会一成不变，政府已经通过新加坡科技学院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增加了上公费大学的学生人数。重要的还是大学必须维持一定的标准，有必要时，政府可增加科技学院的收生人数。

今年将录取第一批学生的科技学院收生情况良好，报名者背景各异，有的29岁；当局是乐于看到一些理工学院毕业生在工作一两年后才报读大学，或获得雇主的资助重返学校。

　　黄永宏解释，来自不同背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到科技学院上课，可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

本地大学推出通识教育合时宜

　　教育部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物色一个世界级、在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处领先地位的伙伴，探讨在本地大学推出通识教育。

　　黄永宏说，本地大学推出通识教育是合时宜的，但目前本地企业、家长和学生还是比较认同于专业文凭的价值。他说通识教育是个扎根于美国系统的教育，教学主要通过小组讨论，注重写作能力，要求有深远同时宽广的思考能力，不善于写作的学生，很难有好成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另外，这也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教学模式，因为它包括小组教学、师资是高度培训的教学人员、主张寄宿学习等。他问：“要让纳税人支付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否公平？”教育部目前还在物色伙伴加以探讨。

　　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陈庆炎博士日前建议，国大应该检讨本科生教育制度，推出结合通识教育和专科教育的课程。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2010-04-21）

2010-04-22T23:47:00.000+08:00

陈能端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让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日前接受本报和《海峡时报》的访问时，谈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愿景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黄永宏说，中学生报读初院是靠个人最佳的6科成绩（L1R5），母语不是必须的，而初院升上大学情况也一样。相比之下，母语作为小六会考四个科目之一，所占比重明显较大。在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这个大原则下，黄永宏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小六会考目前的计分比例是否还合理。

　　黄永宏说：“我们之前已经宣布将改进母语内容和教学法，让母语课变得更生动有趣，而家长和教师的反应都相当积极，但他们觉得如果不改变考评制度，不论怎么改变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说，与‘O’、‘A’水准相比，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很大，教育部现在要衡量的是，如果学生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异，却因为母语比重太大而妨碍了他接下来的教育，这是否妥当？

　　当记者追问部长小六会考将来会不会类似“O”水准，不强制计算母语分数，部长表示一切还在探讨阶段。如果真的要修改小六会考的母语比重，教育部还需进行广泛的意见搜集工作。目前在籍小学生无需担心，教育部不会半途改变课程框架。

　　黄永宏指出，我国的双语政策源自60年代建国初期，当年各族群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沟通，政府后来以英语为统一的工作语言，那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英语成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用语。为了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同时照顾不同族群的感受，英语和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中曾占双倍的比重。到了1985年，教育部废除了语言成绩占双倍比重的规定，母语和英文、数学、科学一样，是升中学的四个记分科目之一。

家长希望孩子能修读高级华文

教育部会全力支持他们

对母语教育的展望，黄永宏希望能制定出一个可满足不同需求的“中庸”政策。他说，有一组家长希望孩子能修读高级华文，甚至到中国念大学，教育部会全力支持他们；另一组家长觉得孩子在语言方面没有天分，所以不希望孩子花太多时间学习两种语言；还有一组家长可能认为，孩子虽然有能力学好双语，但在体育、戏剧或音乐有发展的潜质，他们希望能腾出时间让孩子往自己的强处发展，这些要求我们希望都能满足。

　　为了探讨不同的母语水平测试方式，教育部最近展开的新一轮母语教育检讨工作，包括参考国际上不同的华文测试框架，例如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国际中学会考等。

　　黄永宏说：“现在母语成绩的比重太大，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就会难过消极。我们不想再为学生设跨栏，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学习母语的跳板，那些跳得过去的将获得奖励，跨不过的将不会受到惩罚。”

异族通婚家长或可为孩子选择“双重种族”身份（2010-01-13）

2010-01-17T22:46:00.000+08:00

杨萌

　　继异族通婚的家长能自行选择孩子的种族后，政府也计划允许这些家长为孩子的身份证填上“双重种族”。

　　这意味着，在四大种族之外，我国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混血儿身份，如印族华人（Indian-Chinese）、白种华人（Caucasian-Chinese）或者马来印度人（Malay-Indian）。

　　不过，这么做有一些条件，比如，父母还是得为孩子选择主要（dominant）的种族认同，把这主要认同放在两族身份的前面。

　　打个比方，如果孩子的父亲是印族、母亲是华人，而他们如果觉得身份认同较偏向华人，就应该申报孩子是华族印度人（Chinese-Indian）。

　　律政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何炳基副教授，昨天在国会里口头回答哈里古玛（碧山－大巴窑集选区）有关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异族通婚父母把孩子的两个种族都写在身份证上时，作出以上新宣布。

　　何炳基也强调，虽然政府考虑在让家长为孩子申报所属种族时会更灵活，但家长无需赶着为孩子填上双重种族，他们可稍后再换。他说，有关新宣布需要一些时间调整，细节会在准备就绪后宣布。

　　目前，家长在孩子出世后可申报孩子的种族，这个资料保留在移民与关卡局的系统里，孩子满15岁、需要做身份证时，其种族就会印在身份证上。孩子15岁前，家长可免费申请更换之前的申报，15岁以后就得付费。

　　从本月2日起，异族通婚的家长在申报孩子的种族时可自行选择，比如洋人和华人的爱情结晶可以是洋人、华人或欧亚裔。之前的惯例是孩子的种族会跟随父亲。

　　当局的这项改变，是顺应本地新移民和异族通婚的夫妇增加的大趋势。

双重种族的申报

并不能无休止

　　不过，何炳基也说，双重种族的申报并不能无休止。“比如当这个混血儿长大后，跟另一个种族的人或混血儿结婚，他们的孩子要从三个或四个种族中选哪两个？”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在受访时也提出类似看法。

　　他说：“这样一来，划分的过程可能变得很复杂，比如孩子是20％韩国人、20％摩洛哥人、20％华人、20％马来人、20％印度人，要怎么分？”

　　陈恩赐也说，如果双重种族不影响之后的生活选择如修读哪一门第二语文、搬进哪一个组屋区、信仰哪一个宗教，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他担心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官委议员郑宝莲昨天在国会里也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需要申报一个人的种族群？

　　何炳基说，一来是对一个种族有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在施行相关政策如组屋种族比例政策时需要这样的划分。

　　哈里古玛是印族，他的太太是华人，他们的独生女现在两岁半。他昨天在国会结束后告诉本报，他们还没替女儿的种族认同做选择，不过应该是会填写双重种族，至于是哪一个在先，他还没有跟太太商量。

　　娶了华族太太的27岁印族审计师卫诺受访时，表示欢迎这个新政策。他说，自己将来如果有孩子，会把孩子的种族申报成华族印人“Chinese-Indian”，他希望孩子的认同感偏向华人。

他说：“我的母语是淡米尔语，但无论放眼新加坡还是全球，华语都更有市场，我也会让我的孩子学华语。”

为什么“垃圾虫”越捉越多？（2010-01-16）

2010-01-17T20:51:00.000+08:00

社论

2010年1月16日

国家环境局的160名稽查员，从2009年12月31日下午4时开始，在全岛不同地点如乌节路、怡丰城、滨海湾等展开捉“垃圾虫”行动，在10个小时的行动中，他们共开出116张罚单。这个数字和2006年的36张相比，上升了80张。虽然环境局要求新年倒数活动主办者在公共场所举行倒数派对时，须严格落实清洁计划，派遣更多的清洁工人清理街道、在公共场所放置垃圾桶，并要按时清理，但数据显示，圣诞和新年除夕“垃圾虫”人数仍然逐年增加。

　　“垃圾虫”为什么越捉越多？有些人不假思索，认为这是近年来客工人数大增的结果。近来，电视上出现的各语文宣导广告，由于用语都带点外来人的腔调，不免也使人产生错觉。但环境局发言人表示，在被取缔的垃圾虫当中，新加坡人仍占多数。去年被取缔的新加坡人共有2万7600人，比前年的2万零500人多出35%。相对来说，因为乱丢垃圾而接到传票的外国人则有减少的趋势，从前年的1万2600人减少到去年的1 万1000人。

　　因此，我们必须问，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清洁运动，罚款和劳改令（corrective work order）等措施，国人还是改不了乱丢垃圾的坏习惯？老实说，当局发出传票的数目，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实际严重性。毕竟在执法行动中被捉的只属少数，“垃圾虫”的实际数目肯定比当局提供的数字来得多。大家都晓得，若不是有数以千计的清洁工友每天在组屋区、公路、公园等公共场所不断地打扫和清洗，美丽的狮城在短时间内便会垃圾处处。这说明一个事实，新加坡人维持公共场所清洁的公德心还是挺欠缺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前天，本报一名读者在感到“痛心疾首”之余投函交流站，建议我们的民间组织不妨也仿效台湾和中国大陆一些地方的做法，发起“你丢我捡”的活动。也就是说，有人丢垃圾，你就跟着后面去捡拾，目的是要以实际的环保行动，令乱丢垃圾者当场觉得难为情，只要响应的人多，久而久之，一些“垃圾虫”在公共场所就会主动地收敛。例如居民委员会就可以组织退休者和家庭主妇，到公园或组屋楼下捡垃圾，这么做还可以达到松懈筋骨，联络感情的目的。

　　我们觉得，由民间团体、基层组织以至学校等来发起这样的活动，就如推广日行一善的活动一样，是值得鼓励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读者提起这个在台湾民间行之已久的活动，只是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所谓的公民社会，也有不少人认为，国人的公民意识已经大为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由民间发起此类有助于提高公民意识和公德心的活动的建议，是值得认真探讨和采纳的。

　　无可否认，公德的培养需要漫长的时间，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革除乱丢垃圾的恶习，应是国人塑造优雅社会努力中的重要一环。从国民平均收入看，我们的社会已属小康，新加坡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世界第一，然而，在保持公共场所清洁的公德上，较之日本、台湾和韩国等社会，我们却是瞠乎其后，令人汗颜，应该设法赶上才是。

　　“垃圾虫”越捉越多，说明严刑峻法确实有其局限性，有些人可能还因此而刻意要做一些反社会行为。乱丢垃圾或烟蒂会受到重罚，这样的信息早已妇孺皆知，甚至远传海外，我们相信，很多“垃圾虫”其实是明知故犯，这说明一般新加坡人不乱丢垃圾的行为并没有真正的内在化，也足见培养公德和移风易俗之不易。无论如何，培养公德必须从实际行动开始，由民间组织来发起这类活动，能产生更大的感染力，也有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发动“你丢我捡”的去除垃圾虫运动（2010-01-14）

2010-01-17T20:50:00.000+08:00

盛卓荣

　　有一个星期天我从实龙岗3道湿巴刹步行到邻近组屋，途中经过的一段路，一边是市中心公园，另一边是邻里商店（大牌261座到269座），就在这小小范围内，一眼望去，四周围满地都是垃圾，有纸张、塑胶空袋、空汽水罐、空瓶子……不胜枚举，组屋环境竟然也恶化到这种地步，真叫人在难以置信之余，也对新加坡人根深蒂固的乱抛垃圾的习惯，感到有些“痛心疾首”。

　　这么多的严峻法令逐一推出，这么多的人员出来巡查，也逮捕惩罚了不少人，怎么始终没有办法扑灭垃圾虫呢？可见单靠刑法，难以收全效。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推行运动，改变民风吗？

　　新加坡有很多居委会组织，以往他们也曾推行过许多“移风易俗”的运动，例如为了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为了提倡运动，他们曾经推行气功、太极拳与晨操等，但我搜索记忆，他们似乎没有举办过“捡拾垃圾运动”。这听起来似乎可笑，但人们应该本着“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认真发起、积极参加这类运动。而且国际上是有成功的先例的。

　　前些时候台湾有民间组织发起了名为“你丢我捡”的活动，意即有人丢东西，你就跟着后面去捡拾，目的是要以实际的环保行动，令乱丢垃圾者当场觉得难为情，只要响应的人多，久而久之，一些垃圾虫在公共场所就会主动地收敛，养成把垃圾暂时收在袋里、握在手中，直到见到有垃圾桶时才丢弃，这样靠民众的实际模范行为和正义的目光来施展无形压力，表面上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或许不如罚款和劳改有效，但至少也会有辅助的作用，我们的民间组织何妨试一试。捡垃圾运动也可以更积极且大规模的行动展开，以获得更显著的宣扬效果。例如居委会组织退休者和家庭主妇，到公园或组屋楼下捡垃圾，这样一方面，居民们可以松懈筋骨，同时也借此联络感情。

　　另外在学校展开捡垃圾运动也是个好方法，因为学生参加这类运动后，很可能成长后仍会保持良好的环保习惯和意识。我家邻近有培才中学与中华小学，九年前经常在周末，学校的老师们就会带着众多学生到邻近的组屋与草地去捡垃圾，往往收集到一大袋一大袋的垃圾。可是最近这两所学校似乎已停止这类活动，这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活动，希望他们能恢复，并推广到其他的学校。

过去三年 14人高楼抛物被处罚（2010-01-12）

2010-01-17T20:46:00.001+08:00

过去三年来，国家环境局已通过罚款或垃圾虫劳改（Corrective Work Order，简称CWO）对付14名高楼抛物者。

　　国家发展部政务次长孟理齐博士昨天在国会上回答议员连荣华（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有关高楼抛物情况的口头询问时，透露上述数据。

　　孟理齐也说，建屋发展局过去三年来，也向12名高楼抛物的住户发出警告信。

　　他指出，如果住户的高楼抛物罪名成立，建屋局也可强制收回组屋。高楼抛物者也可被监禁最长两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孟理齐重申，除了执法策略，建屋局和环境局向来也从教育下手，双管齐下减少组屋区高楼抛物事件，促请住户保障组屋区的安全。

　　环境局、警方及社区调解中心去年联手推出手册，提醒居民高楼抛物对邻居所可能造成的危险。建屋局和各个市镇理事会最近也展开公共教育，在组屋邻里张贴海报及发信传达高楼抛物的严重性。

　　孟理齐说，上月在盛港发生的高楼抛物事件，再度说明了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可导致严重后果。

　　他说：“各个机构不可能全天候监察高楼抛物的情况。要有效杜绝高楼抛物的行为，居民得积极加入这场对付垃圾虫的战役。”

　　此外，由于高楼抛物者通常是重犯者，所以连荣华建议当局加强对这一小撮人的监察行动，孟理齐对此表示同意。

从“邮箱涂鸦” 事件谈起（2010-01-11）

2010-01-17T20:43:00.000+08:00

李顺福

　　既然这宣传手法是在“表达自己运动”下推出，新邮政是否有想过，如果其他年轻人依样画葫芦，也在其他邮箱涂鸦来“表达自己”，新邮政会允许吗？

　　蒙面男子在六个邮箱上涂鸦的事件，总算是水落石出。新加坡邮政公司日前召开记者会澄清，最近引起公众批评的“蒙面男涂鸦邮箱事件”只是一项宣传活动，并为此向各方致歉。

　　在记者会上宣布该机构成为青奥会赞助商的同时，新邮政市场部副总裁吴毅刚也主持“表达自己运动”（Express Yourself Campaign）的推介仪式。他说，蒙面男涂鸦六个邮箱是为“表达自己”其中一个比赛“Stamp 02”做宣传。他表示，宣传活动是去年9月开始策划，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为艺术与体育做宣传。因为“Stamp 02”这项比赛是要鼓励年轻人表达自己。

　　警方显然对新邮政委托代理的宣传手法持保留态度。警方说，新邮政曾电邮警局，询问宣传活动是否须申请准证，但没有详细和完整地描述宣传活动如何进行，也没有提到蒙面人。

　　警方发言人说，警方将和新邮政讨论此事，因为这整件事引起不必要的公众恐慌，也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警方也借此提醒各广告机构，不要进行一些引起公众不必要骚动的噱头，免得警方资源无法投注在紧急事件上。

事件折射出的问题

　　在公众表示不满后，新邮政就决定终止宣传活动，原本计划在十个邮箱作画，也减少到六个。

　　这起让人啼笑皆非的涂鸦事件究竟折射出什么问题，我想这是值得讨论的。第一，它反映出当下部分广告机构整体的创意水平并不能令人满意。广告商，往往为了标新立异，不是忽略了内涵，就是在执行手法上没下功夫。以此事件为例，“表达自己运动”本身并没有不当之处，难度在于如何执行。广告商避重就轻而想出蒙面男涂鸦邮箱这种诡异的噱头，使公众受到骚扰，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二，按一般的作业程序，受委的广告商都会把它们配套的理念，表现手法及预期效果向当事人做说明。事实上，这个邮箱涂鸦配套获得新邮政管理层的接受，因此，对于此失误，新邮政显然责无旁贷。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显然，在评估配套时，涂鸦邮箱这宣传手法所能引发的结果，似乎没有得到当事人周详的考虑。既然这宣传手法是在“表达自己运动”下推出，新邮政是否有想过，如果其他年轻人依样画葫芦，也在其他邮箱涂鸦来“表达自己”，新邮政会允许吗？还有，在全岛拥有几十所邮局的新邮政是否有心理准备，让一些年轻人拿着油漆在邮局外墙上涂鸦来“表达自己”呢？

　　如果新邮政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笔者只能说，“邮箱涂鸦”的宣传手法不只是不妥，还具有严重的误导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我们的中学生或初院生，包括理工学院学生在内，其中一部分是否会因此得到灵感，利用校园里的大幅墙壁来“表达自己”，创造他们的“花花世界”？

　　在本地，虽然有关当局允许在特定地点涂鸦，一般来说涂鸦这种活动还是受到管制的。作为政联公司，新邮政理应知道这个情况，而对涂鸦这种宣传手法谨慎处理。

　　话说回来，笔者相信如此的失误显然是无心之过，既然新邮政已经知错并作出道歉，公众无须对它过于苛责。决定成为赞助商，新邮政对青奥会的支持必须获得肯定。在得知宣传手法的负面反应后，新邮政管理层立即停止宣传活动来减损，这是明智之举，是值得赞许的。希望在跌倒后，新邮政能够重新站立再往前走！

作者是本地资深文化工作者

性病患者增加　七成是年轻人（2010-01-14）

2010-01-17T18:42:00.001+08:00

国会报道

年龄不满20岁的青年性病患者越来越多，从2000年每10万人有61人患性病，激增到2008年的每10万人中133人。

　　本地性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当中有七成是年龄介于二十至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此外，年龄不满20岁的青年性病患者也越来越多，从2000年每10万人有61人患性病，激增到2008年的每10万人中133人。

　　卫生部长许文远以书面答复议员李玉云（三巴旺集选区）有关性病在本地有多普遍的问题时透露上述数据。

　　卫生部接获的性病病例（不包括爱之病）申报在过去三年来不断上升，从2006年的1万1000个增加到2008年的1万2300个。

　　最常见的三种性病分别是淋球菌（gonorrhoeae）、非淋菌性尿道炎（Non-gonococcal urethritis）以及梅毒（Syphilis）。

　　当局规定医生申报那些向他们求助的性病病例，不过为保护病人隐私，医生无须申报病人名字。问题是，要是病人向几名不同医生求医，就可能出现“一人多报”的情况。

　　尽管如此，数据显示，年龄介于二十至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患性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从2000年的每10万人中270人，提高67%到2008年的每10万人中451人。未满20岁的患者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而20岁以上的患者当中则有三分之二是男性。

　　许文远指出，卫生部正与几个不同机构合作，推出计划尝试逆转青年性病病例不断上升的趋势。

教育部已强制学校推行性教育、保健促进局也透过职场、学校和社区指导家长如何跟孩子讨论性课题，另外保健促进局也透过其性教育宣导活动向青年灌输如何保护自己、避免染病的信息。

本地烟客约36万人　年轻人多达17% （2010-01-14）

2010-01-17T18:34:00.001+08:00

国会报道

　　估计有36万名新加坡人是烟客，而年龄介于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多达17%抽烟。

　　要是以种族来看，马来族烟客最多，是华族和印度族的两倍。数据显示，年龄介于30岁到39岁的马来族男子当中，有近半数抽烟。相比之下，同龄的华族和印度族男子分别占19%和12%。

　　卫生部长许文远在回答议员蓝彬明（宏茂桥集选区）有关本地烟客特性的询问时，做出上述答复。

　　根据部长提供的数据，整体女性烟客比例仍然保持在10%以下，不过若按种族和年龄层来看，年轻马来女性烟客的比例偏高，达14％。

　　较令人担心的是，超过半数女性烟客年龄不满29岁，而且近年来也出现越来越多女性吸烟的趋势，从1998年5％增加到2007年的9%。

　　许文远指出，为此当局的戒烟宣导活动把对象锁定青年和年轻上班族，另外当局也连续第6年向马来男性烟客展开戒烟宣导活动。

　　除了这些公共宣导活动，政府也透过维持高烟草税、定期检讨管制贩售烟草条例、在公共场所禁烟，以及提供有效戒烟辅导等方式加强我国反吸烟运动。

　　许文远坦承，要劝烟客戒烟并不容易，大多烟客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仍坚持吸烟，尽管如此，当局将加强教育宣导活动，帮助烟客戒烟。

调查：本地青年四分三不常运动（2010-01-12）

2010-01-17T18:30:00.004+08:00

何惜薇　报道

　　一项反映本地青年运动习惯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238名14岁至22岁的青年中，只有稍微超过四分之一是运动活跃青年，每周至少运动三次。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张思乐认为，这样的运动频率确实有待改进，因为求学时代对体育运动态度，往往左右成长后的运动频率。

　　张思乐也指出，虽然今年举办青奥运，相信会让人们更重视体育文化，但在这之余，人们也应经常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为了解本地青年的运动习惯与态度、购买体育用品的喜好，及在何种情况更热衷于运动，淡马锡理工学院行销及零售管理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去年5月进行相关调查，结果发现只有25.7%的受访者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当中66%是男性。

　　相对于运动活跃青年最常踢足球（22.6%）和打篮球（17.6%），一个月运动少于一次的非活跃青年偏爱打羽毛球（15.8%）、跑步（12.5%）和游泳（11.8%）。受访者在过去一周里最常参与的运动项目则是跑步（18.1%）、踢足球（10.5%）和上健身院健身（10.4%）。

跑步运动最普遍

　　调查报告解释，跑步是学校里最普遍的运动项目，也是健康指数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是青年们经常参与的运动：“不过，青年把跑步视为必须参与的项目而非所好。”

　　调查也发现，平时是否积极运动，与全国体能测验（NAPFA）表现有直接关系。活跃青年中，78.6%在NAPFA至少得银牌。

　　调查也探讨青年对体育用品的态度，在“1”代表强烈反对和“5”代表强烈赞成的调查中，最受青年认可的三个句子是“会花更多钱买优质体育产品”（此句子获得的平均分数是4.01），“觉得参与体育活动是重要的”（平均分数是3.93）和“会告诉他人自己最喜欢的体育用品品牌”（平均分数是3.57）；最不赞成的则是“体育产品品牌能反映身份”(平均分数是3.07），“追随体育用品潮流”（平均分数是2.99）及“觉得人们会以所穿的体育品牌评估他们 ”（平均分数是2.82）。

有趣的是，男女对体育用品的态度不尽相同。体育用品可分成有助提高表现的“表现产品”，及运动装或运动时尚。45%受访者对兼备两种功能的体育用品感兴趣，只有15%只对“表现产品”感兴趣，当中绝大部分是男性（71%）。29.8%的青年只对运动装或运动时尚感兴趣，当中62.6%是女性。

　　淡马锡工院行销讲师吴志权认为，尽管调查访问了较多的18岁至19岁的学生（特别是工院学生），但仍具一定代表性。他说，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不经常运动的青年偏爱室内运动项目，但校方往往把相关设施保留给校队运动员，因此校方应更重视非活跃青年需求。

　　他说，女性一直是比较少运动的一群，就算在求学时代，经常运动者中也只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这值得留意。

　　至于青年不如想象中重视体育用品品牌，吴志权提醒，调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而且受访者大都还没有工作。

　　据他观察即使是在以部分时间工作的半工半读工院生中，较多人把钱花在购买最新手机。他说，青奥运自然会使青年更关注国家选手表现，但这未必能激发他们经常运动。

　　张思乐说，超过一半的本地人口每周运动一次，新加坡处处是体育设施，当务之急是让青年了解通过运动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希望父母在这方面也能多加鼓励。

涉脚踏车骑士伤亡交通事故少了（2010-01-14）

2010-01-17T18:30:00.001+08:00

国会答问

　　去年首九个月，共发生420起涉及脚踏车骑士的伤亡交通事故，比前年同期少30起。其中，致命车祸从18起减至15起。

　　这420起事故中，有超过半数是因脚踏车骑士违规造成的，包括骑士胡乱更换车道、忽视交通状况、不让路给有先行驶权的其他公路使用者等。

　　教育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马善高前天在国会回答伍碧虹（淡滨尼集选区）的问题时透露以上数据。

　　他说，交警在学校及社区活动上举行公路安全讲座与展览，呼吁脚踏车骑士遵守交通规则，并在人力部管辖下的外国劳工宿舍播放相关影片。不过，除了脚踏车骑士，驾车者也应顾及骑士们的安全。

　　伍碧虹说，虽然涉及脚踏车骑士的致命车祸有所减少，但本地公路对骑士们来说仍旧危险。有超过80%涉及脚踏车骑士的致命车祸是由驾车者造成的。

　　“政府现在推广脚踏车为绿色（环保）交通，路上的脚踏车骑士越来越多。有鉴于此，高级政务次长是否会考虑（制订）更强而有力的矫正措施，教育驾车者。”

　　马善高回说，警方会主动采取行动。单在2008年，警方就发出471张传票，惩罚违规的脚踏车骑士。警方也以多重方式教育公众、电单车骑士与驾车者，敦促他们在驾车时顾及他人安全。

　　除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洲一些国家近年因环保等因素鼓励人们以脚踏车代步，骑脚踏车因此越来越普遍。本地目前还不允许脚踏车驶于人行道上，骑士只能在公路与公园连道上行驶。

　　淡滨尼集选区将在今年3月开始允许脚踏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但不少公众却投诉说这对人行道上的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引起争议。

应鼓励学生打假期工（2010-01-12）

2010-01-17T16:57:00.001+08:00

汤德平

　　读了12月29日《交流站》刊登的成天发先生的《为打假期工而损失所得税扣除额》的文章，我赞成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并且想补充一些想法。

　　很多年以前，建屋局实施了周日和公定假日大部分组屋停车场免费停车的政策，原因是要鼓励更多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利用节假日互相走动、探访，让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以及各种族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更健康地在新加坡这一土壤中成长。政府放弃部分的收入，争取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团结，受到当时的有识之士和人民的赞赏和欢迎。政府在这方面的类似政策还很多，比如：和父母同住可以享受所得税扣除额；子女所购组屋若靠近父母住处享有各种优惠条件和经济实惠等等。

　　以此类推，政府为关心青少年成长也可考虑减少税收收入。而打假期工对青少年的成长有一定的助益，值得政府鼓励。

　　现在的年青一代，比起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受教育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几乎是泡在糖水里长大，从婴儿到学龄前，除了父母，还有祖父母及女佣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进入小学、中学和初院，他们夜以继日奔波在学校和家的一条线上、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学业之上，很少有机会参加家庭和社会的体力劳动，有些孩子连最基本的家务都不会做，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外，现在的多数孩子都很会用钱，有很多并没有很好的消费观念，并没有认真体会到所花费的钱是父母付出多少辛苦挣来的。

　　因此，有些家长已经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积极鼓励和引导孩子利用学校假期去打假期工。实践证明，学生打假期工利大于弊，学生通过打假期工，可以锻炼自己，即使在假期工作中经历辛苦和挫折，也可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

　　概括地说，打假期工能使学生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从而培养独立生活、吃苦耐劳和交际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知道父母挣钱的不易，同时让他们改掉浪费的习惯和错误的消费观念。在打假期工的过程中，许多学生更能体会和珍惜父母的养育之恩。

　　学生打假期工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或者父母无工作能力的家庭，虽然有政府和社会的补助，可是其它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对他们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打假期工挣钱，对那些比较困难的家庭是有很大的帮助。

　　打假期工最重要的收获是学生学到了课堂和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孩子一味固守书本知识，没有活学活用，那他们只能成为一个书呆子。

　　我认为，我们应给予那些有孩子打假期工的家长享有所得税扣除额，鼓励家长督促自己的适龄孩子去打假期工。

学生打假期工利远大于弊（2010-01-12）

2010-01-17T16:53:00.000+08:00

学生假期打工日益普遍，但有些家长并不赞同孩子打工，他们认为，孩子心智不成熟，如果受到同事的坏影响，养成吸烟、喝酒、赌博、吸毒等坏习惯，就得不偿失了；更何况，别的同学可能用假期来学习，鼓励孩子打假期工，岂不害了他？。

　　不过也有很多教师和家长主张让孩子打假期工。他们指出，在西方社会，美孚石油创始人洛克菲勒和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子女都在12岁以后就在假期和课余打工，目的是让孩子多锻炼和多体验生活，许多家长也视之为家教典范。

　　一些研究调查显示，学生打假期工利远大于弊，部分假期工和学生所学的专业有关，加强了他们对课本理论的了解，但多数假期工只是服务生或售货员，似乎除了赚点零用钱外，别无益处。但受调查的学生认为，他们通过假期工扩大生活圈子，增加对社会的认识，增强沟通能力和自信心，并养成守时习惯。不少学生承认，若不做假期工，很可能把时间浪费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反而一无所得。

脚踏车道的设计或需改善（2010-01-11）

2010-01-17T16:52:00.000+08:00

梁巧思

　　三巴旺市镇理事会，近年在本区开发了不少人行道与脚踏车道，这是为本区民众的交通安全和交通便利而进行的利民工程规划，值得民众鼓掌赞扬。

　　我无意吹毛求疵，但我发现这里的脚踏车道的设计，出了一点偏差。这一带的人行道是与脚踏车道平行的，行人道上画了多对大脚印，脚车道上也印有脚车的图案，还有一条条的黄线。乍看之下，这个设计一目了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实际运用时，却出了问题。

　　因为踏车道上的黄线，当脚车越过时会不停的跳动，不少脚踏车骑士为避免颠簸，就把脚车踏上平滑的人行道上；而行人却因为人行道上有脚踏车争路，于是纷纷改而走在脚踏车道上。双方都被迫成为不守规则的“刁民”。

不可让脚踏车用人行道（2010-01-11）

2010-01-17T16:50:00.000+08:00

陈细满

　　自从淡滨尼区让脚踏车在人行道上实验行驶，其他组屋区就有很多骑士驶入人行道，甚至还进入巴刹区及店铺走廊。这些骑士大多都认定他们拥有人行道、走廊、走道的路权，你若不快速闪避，骑士还向你瞪眼。更糟的是，有时脚踏车会从转角处突然转出来，差点撞倒行人。我自己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形，使我行路也提心吊胆。

　　有关部门为了骑士的安全而让其在人行道上行驶，但这反而对人行道上的老人、小孩、孕妇的安全构成威胁，这样顾此失彼，是否有欠公平呢？以往报载的新闻，曾有一名青少年撞倒一名老人导致他死亡、还有一名妇女要上巴士时也被骑士撞倒需入院医治。而该骑士最后据说并没给伤者赔偿。即使骑士肯负责医药费，但伤者需受皮肉之痛，甚至骨折。这说明人行道在让脚踏车使用后就变成“危机四伏”的走道，这决定是不合理的，希望有关当局在还未有良策确保行人安全之前，应明令禁止脚踏车驶入人行道。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2010-01-11）

2010-01-17T16:49:00.000+08:00

陈丽凤

　　新的一年又开始！回想每年年底，我国学生所丢弃的旧课本、旧作业本子、旧讲义是何其的多！这样的浪费纸张资源，与环保的意识显然是背道而驰！

　　我建议环保公司在各大学府（可包括幼稚园、托儿所、补习中心等）设立环保箱。学生除了可以从中培养环保的意识，假以时日，还能把这个好习惯推广到家里，影响家人！

　　环保公司也可以利用轻松有趣的影片或活动来让学生学习如何进行环保，并让他们深入了解进行环保运动对地球环境气候及人类生活的长远影响。

　　学校也可以在一些特别的节日举办“废物利用比赛”之类的活动（例如：中秋节灯笼制作；端午节龙舟（或龙舟模型）制作；儿童节异装制作等等）；这不但可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也可以推广环保意识。偶尔来个全校班级废物回收比赛也不错。

　　学生建立了环保意识，必能长远实行下去，也能影响他们的家人。

12月假期作业英雄榜 - 你是否榜上有名？

2010-01-01T17:34:00.002+08:00

亲爱的2009年中三F/I的高华同学：

假期过得如何？

还记得我所交代的假期作业吗？不想扫了你度假的兴致，但是很担心各位玩得起劲，把假期作业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不得不加以提醒。

我们的假期作业除了作文和实用文各一篇，还有4则博客留言。作文和实用文在开学的第一堂课必须交上，博客留言的最迟呈交日期是2009年12月28日。

至今，已有 7 位同学提前完成了所有博客留言，让老师我老怀安慰！：）

这些同学是：

李益昇
黎汶傧
歐鎭瑋
吕建扬
李清泉
林智洋
刘荣耀

好！

但还有一些同学迟迟没有上博客留言，不知你们在等什么呢？

请赶快行动吧！尽快把你们的假期作业完成，不要等到开学才着急，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迎接新学年了！

期待开学再相会！

林老师

喜闻淡滨尼市镇准许脚踏车上人行道（2009-12-15）

2009-12-17T17:50:00.001+08:00

孔德威

　　在12月13日看到华文报报道说，在淡滨尼镇，脚踏车已获得批准，可以骑着上人行道了。马宝山部长宣布，淡滨尼市镇理市会已委任120名脚踏车骑士监督员，负责在镇内取缔违例者，以确保行人的安全。

　　我想很多人会欢迎淡滨尼镇率先走出准许脚踏车上人行道的第一步。我个人一向认为，脚踏车是环保、省钱、方便的交通工具，也是很好的运动工具。我个人成长后受环保观念影响，才成为脚踏车拥护者。

　　我小时候父亲不准我骑脚踏车，因为怕我跌到，受伤影响学业。但我现在却鼓励我十岁的女儿学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作为一种良好的运动是能训练她的胆量、肢体平衡和培养自信心的。

　　不过，在新加坡，脚踏车在人行道上骑行，是违法的，最高可被罚款30元。

　　但是鉴于近年来骑脚踏车逐渐在邻里成为一种消闲活动和短程的代步工具，脚踏车骑士都认为在人行道骑行，对老年人和小孩骑士是比较安全的。因此，去年淡滨尼市镇宣布推行容许脚踏车在人行道骑行的计划，并表明将由此计划研究骑士和行人共用人行道的可行性。当局当时就已言明，淡滨尼市镇为期一年的试验性计划如果取得良好的反应，政府将考虑废除禁止脚踏车骑士在人行道上行驶的禁令，当局将分阶段把这个准许脚踏车共用人行道的条例推行到其他市镇以至全国。

　　虽然这个起点对于脚踏车骑士很有利，但是，我仍希望骑士谨记他们是在和行人共用人行道，而在人行道上，脚踏车是不折不扣的强者，因此要格外的小心，不要滥用自己的强势。骑士们应该配戴安全装备。不要超速行驶。同时要谨记，人行道上是不可以骑电动脚踏车的。有了人行道的庇护，并不表示脚踏车骑士可以忽略公路安全条规，要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要注意本身的安全，例如在雨天骑行时，不要穿黑色雨衣。

　　鉴于公路上脚踏车发生意外事故有所增加，我希望政府鼓励脚踏车骑士们使用人行道。并推行更明确的人行道使用规则与礼仪，确保骑士和行人时时都互相礼让，意外就能避免。

加强对脚踏车骑士的教育和执法（2009-12-15）

2009-12-17T17:49:00.000+08:00

在全球抗暖化的节能减碳时代，世界许多大城市都在提倡使用“绿色运输工具”脚踏车。但脚踏车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肇事原因常常是骑士不依从交警指挥、不依照交通标志指示，甚至是反方向行。从执法交警角度来看，脚踏车须和汽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但脚踏车骑士却普遍自认为是“骑在轮上的行人 ”（pedestrians on wheels)，也常理所当然地骑上人行道，不觉得须对弱势行人让路。

　　由于脚踏车轻便易学，无需通过正规学车、考车、领取牌照、安装车牌，因而对脚踏车骑士的执法有很多难以落实的方面（例如强制学习交通安全法规、定期评鉴安全配备、防止车祸发生后的逃逸等）。在马路上，骑士会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付出代价，但在人行道上，弱势行人如老人孕妇小童却可能为骑士的莽撞行为所害，因此，尽管人们赞同政府制定更多维护骑乘脚踏车安全的措施，不少行人也同样关注如何加强对脚踏车骑士的教育和执法的问题。

使用公路或人行道都得注意盲点（2009-12-15）

2009-12-17T17:47:00.000+08:00

萧国荣

　　近日来，《联合早报》的交流站刊登了几篇有关于公路安全的文章。无论是在车道或是人行道上，车祸时时可以随处发生。

　　我觉得，要避免意外的发生，其中一点就是要注意盲点。一般没考车的行人或脚踏车骑士都不晓得盲点是什么。“盲点”在驾驶理论上，指的是司机从车里面和左右两侧的望后镜所看不到的周围。

　　马路如虎口，人人皆知。但是，还是有不负责任的公路使用者，不是超速驾驶，就是随意更换车道，造成不必要的危险和麻烦。还有，根据公路安全条例，最右边的车道除了供转换车道时使用之外，只有救护车、消防车和警察车才能够一路穿行。一般的车辆，无论是汽车或电单车，尤其是重型车辆，都必须靠左行驶。但是，我发现一般驾驶汽车的公路使用者很喜欢使用靠右的车道，原因是行驶速度比较快，能够快速地到达目的地。这么一来，如果前面的车紧急刹车，或电单车突然驶过，一时闪避不及，容易酿成惨剧。

　　尤其是在繁忙时间，电单车在车与车的缝隙之间穿梭也显而易见。有些行人为了“方便”，也在车辆之间乱闯，随意乱过马路。这就使到马路的危险程度不减反增。

　　在人行道上或是马路上都常看到脚踏车行驶。或者脚踏车骑士在马路上行驶时习惯了一定的速度。问题是，一些脚踏车骑士不顾行人的安全，速度惊人，快到就连他们自己有时也无法在一霎那之间刹车，避免意外的发生。在人行道上或住宅区组屋楼下高速骑行是鲁莽的害人害己的行为。我们一般上说“马路如虎口”，但如果没有法子有效地取缔鲁莽的脚踏车骑士，仿佛也可发说“人行道如虎口”了。

　　不论是驾车者、脚踏车骑士或行人，除了得为他人的安全着想之外，也得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无论是在公路上或是在人行道上行走、骑脚踏车，我们都要不断地看看周围，注意盲点。我平日在人行道上走着，经常遇到脚踏车突然间奔驰过我的身旁，让我吓了一跳，相信其他路人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为了安全，每当走在人行道时，我会靠左走，并且时而转头看后面是否有任何脚踏车即将经过。如果有，我会让一边。人行道是大家的，只要大家互相礼让，意外就不会发生。

　　同样在公路上，在驾驶时要经常注意盲点，不要急着转换车道，也不要急着转弯。公路安全，人人有责，一切应该以安全为第一。

新加坡学生学习华文的动力在哪里？（2009-12-14）

2009-12-17T17:44:00.000+08:00

汪惠迪

热点话题

　　无论做什么事，目的是动力的源泉，只有目的明确，动力才能充足、强劲、持久。华文学习也不例外。顽强的学习毅力来自既定的崇高目标，而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文的应用价值是学习华文的动力。

　　新加坡独立44年了，华族学生学习华文的热情始终提不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学习动力，而动力缺乏的原因在于华文的社会地位和应用价值不高。按理，学华文是不能太考虑功利的，无奈新加坡的现实生活迫使新加坡人不能不考虑功利，甚至把它放在首位。

母语的转换

　　一个引人瞩目的数字是新加坡学龄儿童入学前讲英语的已从10年前的43％增加到今年的59％。按照这种增长速度，不消30年，新加坡的华族青少年就“脱华入英”、“去华语化”了，他们“脱华”主要不是在生活习惯上，而是在母语（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的转换上。

　　当英语成为新加坡华族的母语，而华语丧失其母语地位沦为外语的时候，新加坡将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眼前。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度里，官方语文有四种：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英语。但是在新加坡语文价值的天平上，英语大大地高于其他三种语文，过去不平衡，现在不平衡，将来也不会平衡。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一个新加坡华人若能通晓或精通英语，即使粗通甚至不通华语华文，可以当大公司大企业的CEO，如果从政，可以当部长甚至出任更高的职位；反之，不通英语，即使通晓或精通华语华文，“一官”是没份的了，“半职”或可谋得。华英两种语文社会地位与经济价值落差之大有如天壤之别。此情此景发生在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度里，或许令外人不解甚至觉得未免残酷，然而这是新加坡的现实。

国情决定双语教育政策

　　国情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制定本国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新加坡的国情决定了它从独立建国的那一天起就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因而双语教育是新加坡的基石。基石的特点是坚实、稳固、持久，因而具有不可动摇性和不可更易性。事实证明双语政策在经济价值和文化认同上早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将继续凸显其正面的效应。

新加坡语文界的前辈卢绍昌先生在32年前发表过一篇题为《中英双重语文的类型》的论文，今天读来，依然亲切。他将学习双语的结果概括为六种类型：左右逢源型，相辅相成型，一枝独秀型，差强人意型，残缺不全型，徒劳无功型。左右逢源型是两种语文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都很高强；相辅相成型是两种语文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都相当强，不过，比较起来有高下之分，可以互补；一枝独秀型是一种语文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非常高强，另一种则“微不足道”；差强人意型是两种语文都只达到辅助的功能，不能发挥主要的功能，都是“半桶水”；残缺不全型是指英文或华文只有一种具有辅助的功能，另一种则毫无成效；徒劳无功型是指两种语文听说能力或许还有一些，读写的能力都“付诸阙如”，“是地地道道的文盲”。

　　从总体上来评估，新加坡今天的中四毕业生应归属前四种类型，一、二、三三种恐怕都是少数，第四种比较多。第四种就是“半桶水”那种，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因为“半桶”是提升成“一桶”的基础，而两个“半桶”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补成 “一桶”的。卢先生也认为只要努力，从差强人意型转化为相辅相成型是“没有理由办不到的”。因此，我认为新加坡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新加坡有的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是失败的，我认为这个结论还是可以商榷的。

华文教育需要改进和提升

　　我们不能说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是需要改进和提升的，而改进和提升主要不是在教学方法上。一轮又一轮的华文教改，改得还少吗？我认为新加坡的华文老师都变成孙悟空了，还有什么方法没用上？“以英学华”也不是什么新方法啊，华文B课程不就用英语作为教学辅助语言了吗，华文课本中的词语注释附有英文，不是由来已久的事吗？

　　以前，新加坡老喜欢到中国去寻找灵丹妙药，可是两国国情完全不同，中国的哪一种教学法是真正适合新加坡的呢？外来的和尚不了解、不熟悉新加坡的国情，他们念的经多半不适合新加坡。例如新加坡不知请了多少中国专家来介绍识字教学的方法，如今回顾一下，到底哪一种是适合新加坡并被广泛推广的呢？还有教材，上一轮的教材还没有编完，下一轮教改的锣鼓又敲响了。教材缺乏稳定性，更新是伤筋动骨的事，不能想换就换。换来换去换出了什么名堂没有？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岂不是折腾？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与其在方法上兜圈子，不如多考虑考虑华语文学习的环境，多考虑考虑如何提升华语文的地位，多考虑考虑如何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学习目的性的宣传与教育。当务之急是要让学生获得并增强学习华文的动力。吴俊刚先生说：“ 对于语言的学习，环境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单纯地在教学法上下功夫，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能迷信教学法》，联合早报2009年12月7日言论版）他的话切中要害，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前华文报语文顾问

让学生练习写字（2009-12-08）

2009-12-10T23:22:00.000+08:00

教育部早在2004年初就明确地提出要推行“先认字，后写字”的华文教学方针。专家们指出，尤其是在幼儿园及初小班级（3岁至8岁的学童），认字与写字同步的教学法，阻碍了儿童识字进度，压抑了他们阅读能力的发展，也影响了华语的口语表达能力。

　　但是，不能写不也剥夺了他们以写作华文来练习华文字词的机会吗？专家认为，通过电脑拼音输入，还是能用华文写作的。而且先认字，后写字的教学法，并非不让学生练习写字，而是在较高班（例如小三或小四）才开始习字。

　　据报道，近年有些中学华文班，曾经试验性地取消了听写，结果发现，少了听写的练习，学生华文的识字辨词能力也跟着下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见得提高。显然单靠电脑和多媒体教学不能尽全功，反而让学生更疏懒，不愿去记忆字词，于是校方决定恢复听写，以确保学生能累积足够的华文词汇。

正视学生学习华文时的认字困难（2009-12-08）

2009-12-10T23:18:00.000+08:00

陈真

　　一般上，学习一种语文是先从学习口语开始，先学听和讲，再进一步到学习文字。因此，学语言的最好方法，是在生活环境中应用该种语言与人作思想与感情交流，积累语言词汇，反复使用，不断扩大，假以时日，自能建立起自己的“语言库”，有效地与人应对。

　　有别于学习拼音文字，学习华文必须同时认识每一个华文字的字音，字义与字形。也就是说，除了音义之外，还必须掌握代表音义的特定符号, 即字形。若与其他拼音文字的语文相比较，学习华文的难度理论上要比学习拼音文字高出超过30%。华文因此被公认为是一种不容易学好的语文。

　　在学校里，如果教学不强调认词辨字，往往出现了学生能听，能讲，而不能读，不能写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在学校中已极为普遍。许多学生在考试中因为认不得关键性词汇而失分。考后老师讲解考题，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些字原本学过，只是当时不认得。

　　这种偏差，也会使学生将来离开学校之后，没有能力阅读报章，读工作报告或上网搜索资讯，更谈不上自学进修。那是因为能辨认的词汇不足，力不能及。不能辨字认词是学习不全面的结果，造成学生的语文程度低落，只能停留在听和讲的口语阶段。

　　继李资政提出学习华文的课题之后，许多专家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纷纷发表意见，针对政策措施，学习环境与教学方法提出看法。一些华文教师也与人分享许多生动有趣的教学经验，如朗诵诗篇，表演话剧，拼合文字游戏，利用电脑资讯及进行互动学习，运用《说文解字》的“六书”造字原理解释华文字，加强学生对字形的辨识。

　　我认为各种意见都应该兼收并蓄，灵活运用，务使华文教学变得更为生动而且有效。其间也不应该忘掉穿插采用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如习字，默写与听写，背诵经典文章或诗词。过去华校非常注重让学生写大小楷，默写与听写，这些看似烦琐而枯燥的功课，却为华校生扎下结实的华文根基，使他们终生得益不浅。

　　我们现在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依样画葫芦，让学生做这些功课。不过现时尚无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协助学生辨字认词，若能按学习的实际情况进行习字与听写等类似活动，也会有一定的成效。

不能迷信教学法（2009-12-07）

2009-12-10T23:17:00.001+08:00

吴俊刚

吴俊刚专栏

　　当今华文教师的处境，和当年华校里的英文教师的处境颇为相似。在讲华语的学校大环境中，不管英文教师有多本事，多有献身精神，多有创意，多懂得循循善诱，其结果都是大部分学生学不好英文。

　　在那个时代，学校里的双语教育还面对方言的障碍，绝大多数学生是进了小一才开始学华语和英语。这主要是因为一般华族家庭仍然以方言为主要用语。方言在那个时候，是大多数华人的母语。

　　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推行后，华语迅速取代方言。然而，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好景不长，华语并没有守住家庭这道最重要的语文防线。英语现在成了60%华族小一生的主要家庭用语。这个趋势，看来殊难逆转。因为，大多数年轻家长都习惯了以英语相互沟通，缺乏在家里为孩子营造双语环境的意识。社会大环境也导致人们把英语放在首要位置，我们常常在公共场合看到不仅父母和子女讲英语，不少祖父母也追着孙子孙女讲破碎的英语，可为证。

　　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大环境里，教学法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让家长们会错意，以为调整了华文华语的教学法，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学好母语。

　　关于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观察到了。楚国（古时中国的南方）的大夫要孩子学齐国（北方）话，即便请来了一个齐国教师在家中天天补习，也敌不过他周遭的楚语环境，即使天天拿着藤条逼他学也学不好。如果那个时候有电脑，情况或许会好一点吧。但相信也难以出现奇迹。

　　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教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更加需要认识到，对于语言的学习，环境才是最关键的因素。一个在香港生活的印度人，自然而然就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就像过去在牛车水做生意的潮州人或福建人，自然而然的都会讲不错的广东话。而在芽笼一带做生意的华族小贩，也自然而然地会讲巴刹马来话。环境使然也。

　　人是环境的产物。我相信没有人天生是排斥华文华语的。那些厌恶华文的孩子是无罪的，追究原因，就像楚国大夫的孩子一样，是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使然。因此，单纯地在教学法上下功夫，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现在的语言大环境，让许多人以为，我们的英文教学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只是个错觉。人们之所以没有对英文的教与学发出怨言，也是环境的因素在起作用。其实，从个人接触的经验，我发现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也只是差强人意。

此外，在小学阶段，学英文碰上问题的也大有人在，只是迫于形势，非学好不可，即使学不好也不会得到多大的同情，或者只能怪自己天生愚钝，不是读书的料。但认真讲，英语还是许多家庭的外语，因此，华文教学法固然值得注意，英文教学法也不可被忽视或不讲究。

　　讲究教学法是科学的。但是，我们还须认识教学法的局限性，并设法辅之以语文教学的有利环境。从这一点看，华语运动很需要做一番彻底的检讨。这个运动原本是要做到华族家庭以华语取代方言，在开始的十年，看来成绩卓著，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却是在节节败退。华语如果无法在家庭这道防线上收复失地，那么，政府的双语政策就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强制性的母语学习。而如果眼前的语言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到了60%的父母不再以为孩子是华人，所以应该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时候（根据早报的调查，目前有60%的父母是这么认为的），这道防线在政治上是极其脆弱的。

作者是前资深新闻工作者

从心出发　学好华文（2009-12-07）

2009-12-10T23:13:00.001+08:00

严文珍

热点话题

　　最近又掀起一股讨论华文教学的热潮，用英文教华文也再次提出，并认为是经过试教后证明确实可行的办法。到底用英文教华文的具体策略是怎样的？实际操作的情形如何？成效多大？相信很多人都不甚了解，这也是令众多热心华文教学人士感到忧心忡忡的。

　　12月5日早报刊登一些学校实验性地选用中英对照的课本教导英文背景的学生学华文。教育部推动用英文学华文具体做法如何，现在仍不清楚。但如果课文既有拼音又有英文翻译，一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我真的怀疑这样的课文能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其实小学生还在起步阶段，每篇课文学习的字词也极有限，可以一步一步来；有经验的老师是绝对有能力以简单的华语配合肢体语言、辅助教材如图片、动画、甚至角色扮演等将词语及文章大意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简单的中英对译，恐怕更快让学生对华文失去兴趣。

　　回顾当年学习英文的情形，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最有成效的，不是会讲华语或方言（当年有些英文老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而用方言辅助教学英文），而是完全不会华语的印族老师和欧美籍老师；理由很简单，老师为了让学生听明白，用心良苦，用最简单英语讲解，用滑稽的动作表演。

教过异族学生华文

　　笔者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也教过异族学生华文，当年也没有特别为这些异族同学开设以英语教华文的补习班，我从未使用英语教异族学生，一些名词，可通过图片或现场在白板上画出来，如箩子、笼子、水井、悬崖峭壁等。动词则通过动作表演，自己无法表演，可请同学出来演；记得当年教《武松打虎》这篇课文就是通过角色扮演进行的。只是碰到课文中出现某些艰深难懂的专有名词如镭、辐射或地理名词时，才告诉他们英文的名称，而这些名词翻译，早已出现在词语手册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让我感到格外欣慰的，就是所有学习华文的异族学生，中四会考华文都顺利过关，听说读写都能掌握，其中有位印族女生的文章还曾荣登早报《取火》。

　　异族能掌握华文华语，秘诀在哪里？就在内心深处！正确的心态与强烈的求知欲！不论学习任何知识，心态最为重要。有正确的学习心态，肯定会锲而不舍，努力耕耘，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只要肯用心，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志”底下的那颗心，不很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吗？就如我曾教过的其中一个马来女生，她除了在课后找老师解答疑难，自动留下来完成作业，以得到个别指导，也会拨电话到老师家请教。另一位印度族男生虽然较内向害羞，但上课总是聚精汇神，静静聆听，当然，我也会特别留意，多制造机会让他朗读及发言，哪怕是一个小段落或三言两语。每当家长日，他的父母便会特别要求会见华文老师，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除了关心孩子的成绩，更希望孩子能学习中华文化，还要求我为他孩子安排参加文化营活动。这样积极支持华文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心态肯定起着正面的影响。

　　相反的，倘若学生心态不正确，从小轻视华文，把华文当着可有可无的科目，甚至当着额外的负担，怎么可能真正放心思去学好它？

家长应对华文持正确态度

其实，学生有这种不正确的心态一点也不奇怪，试想，家长不愿意以华语与孩子交谈，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信息？不论家长本身是否对华文存有偏见，或深怕学华语会影响英文的学习，在打从孩子牙牙学语便只教导英语，华语就成了陌生的外语。倘若家长本身对华文华语持有正确的态度，在孩子开始学讲话时就教导孩子学华语，让孩子从小就把将华语学华文当着最自然的一件事，又怎么会产生排斥的心理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呀！

　　对于讲英语家庭背景的学生，我建议家长让孩子从幼年开始学华语，自己没能力教没关系，全国各地都有以华语为主的幼稚园，各个民众俱乐部都有开设华语演艺班，各个居委会也有开设创意华语班，宗乡会馆也开设儿童读经班或儿童演艺班，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组织都有开设创意华文及演艺课程，总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那颗让孩子学好华语的决心，一定有适合的课程或活动，让小孩在毫无压力下培养对华文的兴趣并打好基础。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双语教育政策往前看（2009-12-05）

2009-12-10T23:11:00.001+08:00

社论

2009年12月5日

　　李显龙总理在结束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就最近有关华文教学所引起的热烈讨论，提出了他的看法，也透露了重要的信息。

　　李总理肯定了双语教育的重要，“不会对推行了40多年，并已在经济价值和文化认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双语政策改弦易辙”，这个肯定固然是政府一贯立场的重申，但还是具有其长远意义。李总理不久前透露，第四代领导班子的人才基本上已经物色到，我们相信日益逼近的下届大选（最迟在2012年2月之前就须举行）过后，年轻一代的接班人须得经过几年的磨炼，让他们切身体会我国一些重大国策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之所以不能随便放弃或是动摇的原因，双语教育政策显然是其中一项。未来的年轻接班人也是双语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有一定水平的母语能力，双语教育政策的贯彻始终，我们可以乐观以待。

　　在双语教育政策长久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华文教学法即将发生的变化？李总理提醒人们要往前看，不要老是执著于过去的争论。这是适时的提醒。

　　政府每隔几年都会针对华文教学作深而广的检讨，可以说每一次都是因应社会的改变而进行。1999年的华文教学检讨后推出了华文B课程，满足无法跟上华文学习步伐的少部分学生的需求，也同时提供机会，让华文能力强的学生能够不断有提高华文水平的机会；2004年的检讨过后则是推出了单元教学方案，更加着重 “因材施教”的精神，华文教学也尽量配合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

　　下一轮华文教学法修改的细节得等到明年3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才会作进一步的宣布，而华文课用英语辅助已是大势之所趋。从每年小一新生的家庭用语背景来看，以英语为华文课的辅助语言，应是把对华文华语陌生的华族学生带入状况的一个途径，我们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小一新生百分比已从1999年的43％增加到今年的59％。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观察，在新加坡的环境下，小一新生对华语完全感到陌生，华语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外语”的人数可能并没有教育部的数据所揭示的那么悲观，因为新加坡的学前教育一般上也相当重视华文，甚至非华族学生在幼儿班也有机会接触到华文。而百分百讲英语的华族家庭也恐怕只是少数，因为年轻家长也是在我国的双语教育制度下长大的，以英语为主，华语为副的华族家庭更为普遍。

　　未来华文教学法的改变是围绕着家庭用语主要是英语的孩子，也就是说这样的修改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前两次教改所强调的华文能力强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更高水平的华文的这个原则，在这一次的修改中也应该获得适当的突显。

　　其实，孩子对华文的亲近或是排斥程度，其影响主要是来自父母。现在的年轻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修读较高的水平的华文（2004年的教改之后，修读高级华文的“Ｏ”水准考生倍增至27％），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在家里给孩子多讲华语的机会，也不鼓励孩子多读华文读物，这种矛盾的解决根源还是在于家长本身。年轻家长有能力改善孩子的双语学习机会和环境，不能一味希望教育制度的改变来适应自己的孩子。内阁资政李光耀多次作出家长在家跟孩子讲华语的呼吁，在我们往前看的当儿，更应获得家长的响应。

学语言（2009-12-05）

2009-12-10T23:10:00.000+08:00

王文献

　　我去加拿大探亲，在温哥华移民厅，看到一对听口音显然是来自北京的移民夫妇，因为英语不灵光，得借助于翻译才能与移民官员沟通，于是别人10分钟就可以解决的登陆手续，他们足足蹉跎了半个小时兼冒出一头大汗才勉强搞定。

　　不知他们自己内心感受如何，我作壁上观，也替他们隐隐担忧，他们今后在以英语为主法语为辅的加拿大如何生活下去？好在加国政府向来对移民照顾有加，有免费的英语课程，而且一些机构和义工组织都会向新来的移民伸出援手，提供必要的协助。

　　同样也是在加拿大，有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叫朱立军，十多年前他作为一个打工仔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仅不谙英语法语，就连自己的母语——华语也说不灵光，因为他是口吃患者，俗称结巴。

　　因为不懂英文，需要找专业翻译来翻译自己的毕业证书，才能延续工作准证，达到继续在加国工作的目的，他不仅花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钱，而且被那个翻译羞辱了一顿。痛定思痛，朱立军从纠正自己口吃开始，接着苦学英文，以每天背50个单词的速度，兼勤于同身边讲英语人士练习口语，花了四年的时间，终于考获了中英专业翻译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从蓝领晋升白领阶层。

　　朱立军又意识到法语的重要性，移师加拿大法语重镇魁北克，开始了比英语学习更为艰苦的法语学习，因为英语毕竟还有一点基础。几年过后，他居然通过了英法翻译考试，成为第一个非法语母语人士通过者。2009年4月15日，阿努图瓦总统马塔斯凯访问加拿大魁北克时，为他作英法翻译的就是来自中国乡村的朱立军。

　　朱立军现在号称金领中的金领，年入百万加元。对于学习语言，他认为并无诀窍，不过就是抓紧时间勤学苦练：“语言这东西就是学一点会一点，只要你努力，日积月累，总有会成功的那一天。”

　　作为一个华文教师，笔者早就意识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常常鼓励学生善加利用新加坡的双语优势，学好华语英语，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学好第三语文。假期里，在异乡的土地上行走着，观察着，思考着，看到有的人因语言不通，大到移民登陆手续，小到吃饭购物都有困难；也看到有心人因掌握了语言而缔造了从蓝领跃升金领，年薪百万的传奇，越加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充分利用时间，学好一门或多门语言，是走向世界的桥梁，也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教师（寄自加拿大）

双语理想的实践——“右手英文，左手中文” （2009-11-23）

2009-11-30T00:24:00.000+08:00

张淑华

　　讲起双语，我竟联想到了余光中。

　　诗人余光中创作六十年，这是多么美丽的坚持和用心，使自认不懂诗的读者如我也对这位老前辈佩服不已。“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是对他的创作的赞扬，在不同文体之间游刃有余的绝佳例子。要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和能耐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此，在语文掌握方面亦同。而也正是对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者的钦慕，加强了我对自己学好中英文，而且要同等重视的莫大决心。

　　我从文，是自小表现出来的倾向。父亲在回忆带大我的奶奶时告诉过我，她老人家的坚持是要我双语兼通，因此在我入学前，我们家里是一句方言也听不到，大人们都以华语和我沟通；上小学后由父亲细心教导我英文，确保我对中英文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语文科是我热爱的兴趣，也是上学的欢乐所在。　　

从小对掌握双语的期许

　　写作文这个多数人惧怕的苦差是我甘之如饴的功课，我还有一个面对作文考试的“独门”招数——翻译。父亲自小鼓励我大量阅读，每个年终假期到“书城”（百胜楼）购买中英文图书，是我们父女俩一定会做的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很自然地记住许多有趣的故事，然后在“书到用时刚刚好”的时候，在作文中翻译使用一些情节。自小游走在语文课之间的幸福感，当时不晓得形容，现在回忆才深感那时的学习是如何有趣，也为我日后与文字为伍的生命打下基础。

　　基本功的练习自然不可少，啃书背书自然辛苦，也可能枯燥，但是在老师的鼓励和指点窍门下，我也都应付了过来。更重要的支撑力量，或许来自我对中英文同时具备的热衷与执着，认为双手必须都能够书写，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上了初级学院，我在华初语文特选课程中遇到恩师，开始了至今未断的散文创作。遨游华文文学的美丽境界中，与李白、杜甫、曹雪芹对话；在人性的荒野中认清吃错了药的愚昧（读鲁迅《药》）和被黄春明的乡土人文情怀（读《儿子的大玩偶》）深深打动，迄今不能忘怀授课老师的用心良苦。而与此同时，我的桌上还摆了《时代》(Time)和《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供我随时转换阅读频道，得到所需的知识刺激。

与学生分享学习方法

大学毕业后投身教职，几年来在课堂上教授我所爱的中文，不能说只有快乐，因为不时遇到严重排斥中文的孩子。我与他们互动沟通的时候，采取了将心比心的方式，把我求学时代面对数理科目的困难与挣扎和他们分享，试图帮助他们归纳出学习出中文的障碍为何，该用什么办法克服。很多时候，我不会要求他们能够在学习成绩上的突飞猛进，但是至少对自己的母语没有敌意，能够敞开胸怀尝试接受。为人师的快乐，来自于能够和莘莘学子一起欣赏这个语文和文学的美（内容深浅随学生的兴趣和程度调整），都让我感受教学相长的满足感。而每当学生问我，我的英文为什么不会远远落在中文之后时，我都告诉他们，我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只提一个空桶子，两桶语文的甘露都要尽量丰沛才算平衡。

　　现在身处异乡，在研究所里追求完成自己的学术梦想，同时也不断地被周围的外籍同学感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纵使母语并非中文，却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怠惰，甚至可能比华族学生更加用功精进。在这个处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卧虎藏龙之地，我的努力无疑需要更多更大，毕竟遇强则愈强。

　　由于我的研究兴趣恰好是现代文学，此时英文也派上用场。上课时需要阅读的各种西方文学、社会学等理论，我可以选择阅读教授规定的中文译本，或是到大学图书馆更轻易地借取多数人不会去看的英文版（如果原文版本是英文，阅读英文更能获其精髓，何乐不为？），甚至中英对照阅读，同时锻炼中英翻译的功夫，借由语码转换刺激思考。英文成为了我在中文研究所的必要工具，也给了我更多选课的自由，因为我能够随意跨所，时间允许时便到外文所旁听用英文讲授的课程，这让我受益良多。

一分耕耘就有一份收获

　　每每有外国朋友问我怎么能够学好中、英双语，我都会由衷感激我在求学生涯中遇到的每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还有已经过世的我那位具有前瞻性的奶奶。回忆当初选择念中文系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即是不能降低自己的英文水平，这不限于日常生活的听和说，包括的当然还有读和写。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是不容易的，没有捷径可抄，只有用功锻炼。

　　现在的新加坡学子们身处的语言学习境况自然与我所经历的有所差别，教学法因应改变、与时并进绝对是必要的，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我们却也不应该忽略传统教学法中的操练部分。一味的玩乐或一味的填鸭都是失衡的学习行为，我认为重复练习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操练无需无趣，但有必要让学生清楚认识到没有不劳而获的学问，一分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的价值观也于此得到彰显和强调。

　　掌握双语是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理想，但也不是不可能。和我一样要求自己“右手英文，左手中文”的肯定大有人在，我深信更早已有能者实现此理想。就如我对学生一再强调的，华文不容易学但不是不可学，我要挑战的是你们能否用心。

　　因为用心，双手即可同步写出美丽的文章。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

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

学习华文必须活学活用（2009-11-23）

2009-11-30T00:23:00.000+08:00

严丽珍

　　许多学生都认为学习华文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为了打好学生的语文基础，必须会有听写、默写。有些学生是来自讲英语的家庭，由于平日很少有时间与机会接触华文，要让他们在每星期的华文课时，至少有一次的听写或默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事实上，我国的华文老师可谓想尽法宝，千方百计地通过电脑教学、歌曲教学、讲故事、戏剧表演、辩论会、读书会等各种途径，来激发学生对华文产生兴趣。新教学法也积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对有关课题多多发表意见与个人观感，以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

引起学生兴趣

　　学习语文，总是脱离不了听、说、读、写。为了确保学生在将来从学校毕业后能充分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许多教育专家学者都认为，华文教学必须新、旧教学法并重。当学生听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动人的歌曲、感人肺腑的戏剧表演后，是否就下课了？抑或是要让学生去书写一些感言、感想。当学生要动笔书写时，必然会应用所学得的词汇。故此，在学生打好华文基础的阶段，少不了要有听写、默写。

　　听写、默写并不需要死记硬背，应该活学活用。在还未听写以前，那些“生字生词”其实是华文老师在课堂上已经教导过的。华文老师可以通过华文文字的特点，去指导学生牢记华文字体的结构。如：“看”字，手放在目的上方，可以远望。“休”字，是人在木旁休息。“烦”，“页”是人的头形，从“火”，表示发热头痛。“北”，是两人背对着背。只要学生理解构字的原理，明白文字的奥妙处，知其所以然，后学起来不仅易如反掌，同时也会对奇妙的华文字产生莫大的兴趣。

　　此外，又如默写。现在的学生，由于功课异常繁重，华文老师也绝对不会要学生去默写一整篇课文，一般是从课文中，指定一小段让学生准备默写。默写也同样不可以死记硬背，而是必须充分了解它的意思后才去背诵。例如唐朝孟郊写的以歌颂母爱为主题的五言古诗《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在未默写以前，老师一定会阐释与朗诵了诗歌的内容，時代背景等等。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诗歌的内容、意境以及诗句的压韵这几个渠道去学习。只要他们有正确途径与方法学习，默写就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听写与默写仍然有其功能

　　为了使学生打好华文基础，听写与默写对于学生，尤其是在籍的小学生非常重要。现在的中学生，甚至初级学院的学生，都还是有听写的，只是没有小学生那么频繁。

我们时常可从学生的作文中看出学生的词汇不足。写起文章来，不只错字连篇，内容不充实，而且文句也不流畅。这都是学生的语文水平还未到达一定的水平的缘故。

　　人们常说开门做生意，一定要有充足的资金。同理，当学生认识的华文字汇不足够，缺乏写作文的“本钱”时。又怎么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呢？

　　目前，学生的华文水准已经日薄西山，大不如前，如果只是注重学生的听、说、读的能力，而不注重写的话，深信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华文难学吗？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做每一事，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会成功。莘莘学子只要充分掌握了学习华文的正确方法，加上老师、家长的不断鼓励、引导，以及配合社会舆论的推动，三管齐下，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仅能进一步提高华文水准，也能活学活用。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华文教学要从实际出发（2009-11-23）

2009-11-30T00:22:00.000+08:00

郭熙

　　刚刚在广州落幕的“第二届全球华语论坛”关于华文教学的热烈讨论余温尚存，又传来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新加坡华文教学研究中心第一－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开幕礼上发表演讲的消息。

学习动机最重要

　　关于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方面我已经写过几篇东西，但李资政的演讲再次勾起了我的思考。在我看来，新加坡华文教学开展受困的根本原因是华语的地位。尽管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华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远远还不能和英语相比。在新加坡，英语是国家的行政语言，而华语除了作为民族教育的一部分外，沒有使用的环境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极大的爱好，否则不会有人花很大的气力去学习一种用处不大的语言。因此，还不能把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失败完全归结于教学。

　　新加坡学生学华语学得很苦，这才导致有学生说“I hate Chinese”。其实，如果说学得更辛苦，莫过于中国人读古书。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是死记硬背，而且背的是文言文和《三字经》之类与平时使用的语言严重脱节的东西，但这并没影响人们学习的热情，因为“书中自有黃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了功名，人们宁肯“头悬梁，锥刺股”，坐十年寒窗。在这种制度下，也培养了不少语文人才。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为人所摒弃，但“语言市场价值”理论却可以从这里看到历史的表现。

通过英语教华文

　　话再说回来，如果换一个角度，我又非常赞成李资政的意见，即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华文教学。2002年2月5日，我曾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发过题为《配合现状的双语华文教学》的短文，建议对那些沒有华语背景的人要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通过英语来进行教学。

　　今年7月15日，我又在《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再思考》一文中，从不同人群不同目标的角度再次进行了讨论。其中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不能用教母语的方式来教英语家庭长大的新加坡华人，而应该用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也就是教洋人的那一套来教他们。教英语背景的华语学习者与华语背景的华语学习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以往只通过降低难度或减少学习量的做法，对于英语背景华语学习者是无益的。

　　现在，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学习华语的功利性正在显现出来。新加坡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配合日益升温的汉语学习潮，开展华文教学，成了一件非常紧迫的工作。其实还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和学者越来越认识到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重要性，他们把汉语看作是一种国家资源。事实上，对于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使用华语的人和地区来说，华语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因此，李光耀资政此时开始进一步关注华文教学问题，明确提出了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新加坡的华文教学的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政府有推动措施，方法得当，英语背景学生在华语学习态度上会有积极变化。

因材施教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恐怕还要防止另一个苗头的出现，当我们提出用第二语言的方法教华语的时候，不要出现忽略那些华语是母语（第一语言）的人。因为新加坡有两个华人社会，对于说华语的华人社会来说，如果用教洋人的教法来教，将可能又是灾难性的。我们的教学必须考虑他们各自的实际利益，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总的来说，华人应该学华语，但人群不同，方法也应该不同。华文教学用什么方法，与他是什么人无关，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背景。而在文化传承方面则要另当别论了。

作者是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

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

教英语背景的华语学习者与华语背景的华语学习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以往只通过降低难度或减少学习量的做法，对于英语背景华语学习者是无益的。

对华文教改的一些疑问（2009-11-23）

2009-11-30T00:19:00.001+08:00

社论

2009年11月23日

　　教育部长黄永宏前天对未来的华文教学宣示了重大政策方向，即让华文教师用英语在课堂上讲解以及把电脑科技应用到教学上。教长提出了所谓的三个R: 实事求是(realistic)、切题(relevant)以及负责(responsible)，为这个教学方法的转向作出阐释。

　　这项宣布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几年前，政府已有这样的思考，事实上，几年前便有学校试验性地实施类似的双语教华文的方法。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华族小一学生的家庭用语为英语的比例已由1982年的10％增加到今年（2009年）的60％。尽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多次呼吁华族家庭用华语跟下一代交谈，为孩子的华文学习从小创造有利条件，但事实显示，华族家庭用语转向英语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而教学用语的转移是顺应时局，无可回避，教育部正式宣布为政策，却又可能加速这种趋势。华语家庭已非主流，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对教育，对我国社会今后的发展也有长远的影响，我国有朝一日成为单一的英语社会并非不可能的事。

　　英语家庭成为主流的今天，华语虽然还不至于变成一种“外语”，但政府要继续说服华族新加坡人相信华语是他们的“母语”也许会越来越困难。今后要鼓励国人学习华文恐怕只剩下一点经济利益的动机，这是政府现在就应该思考的问题。

　　用英语教华文固然是因应时势，但其中所引发的一些疑问还有待政府进一步澄清。

　　首先，在华文师资上，我们并不担心找不到能够在华文课上用英语讲解的华文教师，因为在我国双语教育制度下产生的教师，英语并不是问题。人们过去对华文教师的疑虑是他们的华文水平，今后华文教师可以名正言顺地讲英语，是否会造成他们的华文水平停滞不前？

　　其次，那些来自华语家庭的学生有条件和能力学习更高水平的华文，尽管黄永宏重申这类学生的潜能会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但处于“非主流”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兴趣和士气是否会在进入学校之后得以持续？政府要如何继续鼓励这类有华文潜能的学生把握机会，而不致埋没他们的天分？有鉴于此，从外地引入高水平华文教师的作法还是应该继续，他们可以跟我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华文教师扮演互补的角色。

　　2004年，在李资政的主导下，华文教学确定了“因材施教”的原则，过后教育部也实行了“单元教学”的方案，现在黄永宏部长又宣布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华文教学作出重大改变，难免给人一种改革太过频繁的印象。人们也难免要问，过去几年才开始的“因材施教”方案是否又要被推翻？华文教师和家长现在若感到难以适从是可以理解的。

几天前才正式开幕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其宗旨之一是要提高华文教师的素质水平，教育部所要成立的“特别工作小组”要如何跟这个中心的工作协调？

　　此外，所将推行的重大华文教改是否会对培养双文化精英的既定政策造成冲击？特选学校今后如何确保它们继续存在的价值？

　　至于用电脑科技教学，本是学校里的普遍做法。华文科今后要进一步在电脑科技教学上注入趣味和创意的元素，只要学校的态度更开放，相信这方面是不乏题材可以发挥。华文的创意教学，让趣味性和历史及人文知识互相结合，可补华文课内容不足之处。

　　话说回来，我国的华文教学改革是否已经到了过分强调“乐趣”的地步，而忽略了任何学科都必须有“苦”的成分，从英文、数学、科学、音乐、美术，学生若没有下点苦功（除非学生本身具有天分），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也只是“蜻蜓点水”、“浅尝即止”，如果这是未来学生的华文普遍水平和能力，则要每年培养足够的双文化精英的目标将是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放弃鼓励华族家庭用华语沟通的努力，一个有利的家庭和社会语言环境才是提高学生学习华文兴趣和动机的关键。华文要成为一种“有趣”的语言就必须是一种“活”的语言，否则我国学生学华文跟学日文、法文、德文又有何区别？

2009年会考批准使用的词典

2009-10-29T08:29:00.002+08:00

亲爱的同学们：

请上Admin Breeze 察看2009年会考批准使用的词典名单，并检查你的字典是否合格。

顺祝
考试顺利

林老师

136名“小阿窿” 近半数是学生（2009-10-21）

2009-10-23T09:11:00.001+08:00

谢婷婷　报道

　　警方数据显示，去年10月至今年9月，共有136名青少年（不超过19岁）涉及非法放贷活动被捕，其中近半数是在籍学生。

　　教育部长黄永宏书面答复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李美花的国会询问时透露这个数字。他说，学生被诱参与这类活动的原因复杂，家长应当负起监督孩子的责任，留意孩子放学后的活动及所交往的人，以便及时给予正确指导。

　　他说，学校能在学生人格塑造方面扮演辅助角色，通过正规教学和各种品格发展与谋生技能计划，教导学生分辨是非对错。必要时，学校会给予学生辅导，非不得以才采取纪律行动。

学校与各机构合作

避免学生误入歧途

　　黄永宏指出，校方也同多个相关机构合作，避免学生误入歧途，例如同警方合作，安排警方人员到学校举行讲座，提高学生的罪案防范意识。

　　康柏中学是其中一所为学生安排警方讲座的学校。校长黄如兰受访时说，一些学生比较好玩，但还不至于涉及大耳窿活动，校方主要是采取预防措施，让学生远离不法活动，而关键是由校方“占据”学生的时间。

　　她举例说，校方会在学校假期办年轻人喜爱的夜间骑脚踏车活动，并规定只有平时行为良好，不缺课的学生才能参加。学生为参与活动，平时就会守规矩。学校也每隔两周给一些调皮学生办他们热爱的足球比赛，条件同样是必须守规矩，结果学生为了参加都能安分守己。

　　康柏中学也在每天早上的学校集会安排半个小时阅读时间，并让级任老师与个别学生单独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黄如兰说：“老师们必须跟每个学生都交谈过，学生才会觉得受重视，不会被遗忘。”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辅导员张宝纹认为，受诱当大耳窿跑腿的青少年可能除了需要钱，内心也强烈需要归属感。如果误交损友，或养成不良的消费心态，就很可能误入歧途，被人利用。在辅导他们时要让他们了解这是不义之财，让他们学会衡量代价。

　　据知，少年大耳窿跑腿只需泼漆、贴大字报，每次就能得到50元到80元酬劳。一些少年是因为赌球输了钱，在朋友介绍下向大耳窿借钱。当他们得知只要成为阿窿跑腿就能还债，就会毫不犹豫接受。

　　根据较早前的报道，被捕的年轻大耳窿跑腿逐年增加，也趋年轻化。在2008年，有63名年轻的大耳窿跑腿被捕，2007年则有59名。今年被捕的大耳窿跑腿中，最年幼的只有12岁。警方透露，这些年幼的大耳窿跑腿多数是由朋友介绍，为了赚快钱而帮大耳窿做事。

　　警方促请家长提醒孩子，参与非法放贷活动和协助骚扰欠债人是严重罪行，刑法严峻，刑罚包括鞭刑。凡16岁及以上的男性，一旦罪成都可能被判鞭刑。

2004至2008每年平均178起老人被虐待三分二是子女所为（2009-10-22）

2009-10-23T09:08:00.000+08:00

杨雪慧　报道

　　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每年平均有178起老人被虐待的案件，而每三起案件中，就有约两起的老人是在家中遭自己的孩子虐待。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维文医生昨早在全国家庭暴力研讨会上透露以上数据。

　　虐待的定义包括肢体虐待、照料疏忽与精神虐待。今年的全国家庭暴力研讨会重点在于防止针对老人与残疾者的暴力事件。维文指出，儿童与妇女仍是较普遍的家暴受害者，本地被虐待的老人为数不多，也没有增加的趋势，但是每个个案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到2030年老人数目

将从目前30万增至90万

　　另外，到了2030年，每5人当中就有一个将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年长者人数将从目前的30万人增加至90万人，可能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年长者人数也将因此增加。

　　他指出，目前我国有70％的年长者与家人同住，当中有许多年长者需要孩子给予他们经济与精神上的支持。

　　他说：“看护者（对年长者）的虐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反映他们无法应付看护年长者的压力及所面对的困难，并非因为他们心怀恶意。因此，给予看护者所需的看护资讯与技巧，让他们有能力照顾年长者与自己，非常重要。”

杨雪慧　报道

　　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每年平均有178起老人被虐待的案件，而每三起案件中，就有约两起的老人是在家中遭自己的孩子虐待。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维文医生昨早在全国家庭暴力研讨会上透露以上数据。

　　虐待的定义包括肢体虐待、照料疏忽与精神虐待。今年的全国家庭暴力研讨会重点在于防止针对老人与残疾者的暴力事件。维文指出，儿童与妇女仍是较普遍的家暴受害者，本地被虐待的老人为数不多，也没有增加的趋势，但是每个个案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到2030年老人数目

将从目前30万增至90万

　　另外，到了2030年，每5人当中就有一个将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年长者人数将从目前的30万人增加至90万人，可能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年长者人数也将因此增加。

　　他指出，目前我国有70％的年长者与家人同住，当中有许多年长者需要孩子给予他们经济与精神上的支持。

　　他说：“看护者（对年长者）的虐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反映他们无法应付看护年长者的压力及所面对的困难，并非因为他们心怀恶意。因此，给予看护者所需的看护资讯与技巧，让他们有能力照顾年长者与自己，非常重要。”

SAFE@TRANS高级社工蔡再发是其中一名得奖者，他因在照顾受家暴影响的年长者付出极大努力而获得表扬。

　　蔡再发曾说服一名来自香港，被儿子遗弃的年长者接受经济与医疗支援。后来，该名老人表示想回去香港，蔡再发更与香港社会福利部取得联系，协助安排他回港，甚至在凌晨确保老人家上飞机后才入眠。

3万名老人面对与社会隔绝困境（2009-10-21）

2009-10-23T09:07:00.000+08:00

估计有3万名老人面临与社会隔绝的困境，他们多数是独居、离异或丧偶、健康状况欠佳的贫困老人。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昨天以书面回答官委议员李国华在国会提问有关老人，特别是贫困老人的生活情况时说，政府通过提供照顾和辅导服务，帮助这些老年人。

　　目前有19间乐龄活动中心设在租赁组屋楼下，这些由志愿福利团体管理的乐龄活动中心为有需要的年长者提供援助、转介服务和社交活动。社青体部未来五年，将在租赁组屋区增设23间这样的乐龄活动中心。

　　维文说，贫困老人所面对的困难不外乎三方面：经济困难，不能够负担或无法接受医疗和长期护理，及社交活动有限，缺乏过活跃的乐龄生活的机会。

　　部长重申社区关怀计划可为贫困老人提供经济援助，社区发展理事会也可以为老人的特别需要提供援助。政府也在检讨赡养父母法令，加强人们的孝道精神。

　　政府也在发展相关的保健体系，以应付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孩子成绩不好到底是谁的责任（2009-10-14）

2009-10-19T21:45:00.000+08:00

陈健

　　孩子成绩不好到底是谁的责任？有的说是老师的责任；有的说是孩子的责任；有的说是家长的责任。读了下面这段话后，也许我们会体会出一些道理：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这段话大意是说，父母只喂饱子女而不教育他们，这是做父母的过错，老师如果不严格要求学生，这是老师的懒惰、不尽责。反过来说，为人子女如果不用心学习，也是不应该的。少年时不学好，不明白做人的道理，长大后有什么用呢？玉石若不经过琢磨，就不能成为宝贵的玉器；人如果不能接受师长的教导，没有努力学习，就不会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人子女少年时，要多接近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接受教导和规劝，才能学习待人处世应有的礼节和态度。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走进课室我都会问学生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读书？”一半的学生吱吱唔唔答不出一个所以然，而另一半的学生回答的口径几乎都是一致的：“长大了可以赚多一点钱。”如果再继续追问：“赚多点钱是为了什么？”一半的学生变得哑口无言，剩下几个学生的回答口径也是一样：“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以住大房子……”

　　这样的回答真的让我陷入沉思：是老师的教育出了问题，还是父母的教育太现实，或是社会的影响力太强？何谓长大后做一个有用的人？何谓长大后为社会或国家做出贡献？这似乎在他们看来是事不关己，或非常陌生的问题。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和学生们先讨论一下学习的目的在于什么，让学生在新的学年段里能纠正一下学习的态度，明确自己学习的目的。让他们明白：到学校学习是为了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待人处世应有的礼节和态度。同时让他们明白：读书是自己的事情，父母、老师只是起到教导和引导的作用。当然也不免教导他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但学生们能真正明白和体会到多少，也让我发出质疑。

　　作为孩子的家长，教育孩子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孩子进入学堂之前的几年，家长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岁定终生，这句话有点言重，但也看到孩子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养不教，父之过”，但不少家长反其道而行，他们认为：我把孩子交到学校或补习中心，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就应该是老师的责任。

　　老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今的老师却倍感教育的难度。难以应付的教务，难以应付的家长。教务的工作量比教学的工作量重，这似乎偏离了教育的目的。家长的投诉应接不暇。教不严，师之惰，这看似很合情理，但在如今的学堂，管太严，将会面临家长的投诉，管太松，也会面临投诉，老师要怎样去拿捏，真是左右为难呀！

　　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教导学生是老师的职责，用心学习是孩子应该做的事。教育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后果，只能带来“伤仲永”的教训。父母、老师、孩子三者应相互配合，各尽其职才是万全之策。

考试成绩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华文语文能力（2009-10-12）

2009-10-19T21:41:00.000+08:00

严丽珍

　　我个人认为学习华文，不仅仅是语文知识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传承母族文化，这包括了高尚的品德修养的熏陶，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灌输，从而把莘莘学子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的好国民。

　　华文老师固然是任重道远，可是为了应付学生的各种考试，如小六华文会考、“O”水准考试、初级学院的华文会考。他们当然要集中火力，把教学的焦点对准考试范围，以便能过关斩将，在考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其实，一个真正热爱华文的学生，他们的华文考试成绩未必是最好的。有许多学生，他们喜欢天马行空式的学习华文。例如，在课外广泛地阅读华文书报。他们的华文作文顶呱呱，甚至每年被学校派去当代表参加作文比赛。可是，华文会考的成绩却考不到特优。

　　我的其中一个儿子，经常在家阅读华文故事书。对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华文会考也只是取得A2的成绩。

　　我有好些学生，平时的华文并不是很好，测验勉强及格，作文有时还会离题。可是，华文的会考成绩却得到特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名学生，她的华文表达能力并不太好，家里是讲英语的。在学校的华文预考不及格。可是，她在O水准的华文会考中却得到A的骄人成绩。她能够获得佳绩，主要原因是在会话考试的题目，《现在的子女，为什么会对父母越来越冷漠》，以及华文试卷一中的作文，《学生沉迷于电脑的害处》是华文老师在练习会话以及作作文时都在班上有不断练习过的。不仅如此，他们的老师还不辞劳苦为学生撰写会话内容，在写作文时的每一项要点都详细罗列下来。如此，比较用功的学生，只要牢记要点，临考时照讲照写就行了。

　　由于升学就业都以文凭为考量标准，华文老师基于学校的教学范围、考试制度和出题的各种既定方式，就一定要按照规定来教导学生。并且还要懂得为学生“抓”题目，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从各方面去研究在往年的华文会考中作文题是什么，会话所讨论的课题是以什么为焦点。从而去推敲今年最可能出那一些题目。

　　所以，凡是有心在华文会考中得到好成绩，除了努力、用功外，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读书’，的方法，要会抓住重点去学习，要看准今年的会考最有可能出的题目。万一很幸运的，果然是出那些预料中会出的考题，不仅是事半功倍，简直是水到渠成，功德圆满了。

　　我们经常抱怨现在的学生不喜欢读华文、华文水准每下愈况。可是，在每一个的华文会考中，大多数学生都能取得优良的成绩。这样看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学生们懂得在考试时如何作答，华文老师也会指导学生应付考试的技巧。然而，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的华文基础未必扎实。我们每一年只是训练了一批批能充分掌握应对考试的学生，他们的华文水准是否有提高？能学以致用吗？这又是另一个话题。

品德教育（2009-10-12）

2009-10-19T21:34:00.001+08:00

世界各国的教育部门、学校、学生家长都会承认道德教育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应试教育制度和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许多国家都感叹德育推行得还不够。

　　不过，学校仍应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许多国家也接受了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社会整体的责任。

　　在一些国家，警官可接受邀请为学生讲解基本的守法原则、并鼓励青少年参加警民合作、邻里守望相助的活动。而一些养老院、慈善机构也到学校去和老师配合，组织学生到老人院、医院去进行关怀老弱病残的访问，为老人病人表演杂耍、合唱等节目。青少年通过实践领悟守法、合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观念，比诵读公民课本还更有效。

　　在家长和社会各界都主动关怀青少年学生的品德时，在考试逼近时，是否牺牲了公民课来补习其他科目，就不会再是个关键问题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2009-09-18）

2009-09-21T23:18:00.000+08:00

社论 2009年9月18日

　　国民融合理事会在李显龙总理于南洋理工大学演讲后，提出“开放门户、敞开胸怀、开阔思想”的“三开”口号，要进一步鼓励新加坡人接纳新移民融入社会，显然是政府在考虑民间的担忧和反弹后，对吸纳外来人才的政策做出稳中求变的调整。

　　政府决定在未来三年给非盈利组织及团体举办的新移民融合活动，提供多达八成的津贴而设立1000万元“社会融合基金”；此外，在职场鼓励雇主让外籍员工上英语课，在学校鼓励本地学生邀请新移民和外国同学回家吃饭，了解彼此的饮食和风俗习惯，通过媒体强化国民融合信息，都是非常明显的信号，显示吸纳新移民的既定方针仍然会持续。

　　负责领导理事会的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强调，政府永远把公民放在第一位，但新加坡为了经济发展必须继续开放，接纳五湖四海的人才。李总理在南大的演讲中表示，新加坡长期的发展需要外来移民，但是为了避免冲淡国民认同感而必须调节他们流入的速度。

　　新加坡去年有7万9167人申请成为永久居民，2万513人成为新公民，比前年分别增加了24%和18%。统计局数据现实，新加坡2008年的出生率只有1.28，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实况手册，新加坡今年的总生育率排名全球倒数第三位。内阁资政李光耀日前也指出，本地公民还有超过30%的男女不娶、不嫁、不生育，选择终身单身。生育率低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压力，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吸纳外来人口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古今中外的经验说明，唯有开放才可能成长，闭关自守往往导致衰败。作为一个依赖环球经济生存的小国，新加坡自然没有不开放的本钱；而经济体的开放并不一定代表国民意识的开放，尤其是当开放给国民带来好处同时也带来问题的时候，如何让“敞开胸怀、开阔思想”变得可能，是新加坡社会不能回避的挑战。

　　政府从大局决定开放门户，但是一般的民众只能从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来判断开放的利弊。对他们而言，开放的心胸和思维离不开实际的生活条件。李总理指出问题的关键：新加坡长期发展的局限不是土地空间而是人力资源；但短期而言土地空间毕竟也是固定资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势必会增加本地居民面对的挑战。

　　从好处看，新移民的到来为本地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是在经济上带来新的专业知识和资金，以及因此而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亦或是新移民子弟在学校里带来新的学习风气，丰富本地的饮食文化内容等，对提升本地社会的整体品质无疑有正面效应；然与此同时，他们无可避免地也会产生排挤作用，在职场上增加本地人的求职竞争、在教育上争夺有限的奖学金和学位，在公共交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也让本地人感到了资源紧缩的压力。

　　为国家长期发展吸纳新移民的必要已经无需争辩，问题在于如何让新血能被接纳而不被母体排斥。政府宣布调节新移民流入速度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让既有的新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时，解决本地人在日常民生领域感受到的压力，无疑将有助于建立民众对新移民的开放心态。

民间教师也是宝（2009-09-17）

2009-09-21T23:17:00.001+08:00

教育课题

杨培根

　　人才、创新、制度是國家競爭力的三个核心元素，这是专家的共识。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有创新和制度。三者之中，最最核心的就是人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才从哪里来呢？天纵英才，难道真的是老天送来的吗？当然不是。即便天才也要学习，不然就会像北宋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创造的典型——神童方仲永“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方仲永出生农家，五岁之前从来没有看过文房四宝。有一天，突然哭闹要笔墨纸砚。父亲向人借了一套给他之后，立刻下笔成文写出一篇鼓励奉养父母和族人团结的文章，名声大噪。从此东家请、西家约，父亲就带着他出席各种活动，让小仲永接受命题作文，每次都博得赞赏和丰厚的赏赐。由于忙着展示才华，没有时间学习和进修，方仲永才情越来越平庸，十二、三岁作诗一般，二十岁就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我们为方仲永感到可惜，因为他的父亲跟爱迪生的母亲完全相反。

　　发明大王爱迪生八岁上小学，老师经常把妈妈请到学校、投诉爱迪生上课时老爱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老师认为他是一个低能儿童，怕他影响其他学生。三个月后，妈妈决定让爱迪生退学，自己来教导孩子，终于造就爱迪生的1093种发明专利的事业。

　　方仲永给不重视教育的父亲毁了，爱迪生却要归功母亲的造就。从方仲永和爱迪生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人要学习才能成材。

　　漫长而颠簸，学习的路不好走。学习的成功也需要很多条件来促成。除了自身的努力，在诸多学习条件中，教师最为重要。良师的眼光、教导和支持是学子坚持学习的动力。如果没有母亲的慧眼和教导，我们熟悉的爱迪生这个名字就和墓碑上不知为何人的其他爱迪生没有两样。

民间教师需要专业提升

新加坡的教师有三类：政府学校的教师，私立学校的教师以及上门到户个体作业的补习教师。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姑且把后两类教师统称为“民间教师”。根据教育部2008年统计文摘披露的的数字，新加坡2007年的政府中小学校共351所，学生53万，教师2.4万人；商业学校如语言学校和补习中心等有584 所，男女教师近1万名，学生4万人。但是，好多补习教师和学生并没有登记，这些人数教育部的统计无法显示。粗略地说，非政府学校教师的人数和政府学校教师相比不遑多让，接受他们教导的学生人数至少可以和政府学校的学生等量齐观，如果不是更多。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每年投入巨资，定期地为在职教师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育专业训练。民间教师当然没有这些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培训机会。绝大部分的私校没有培训预算，而个体补习教师也不太愿意花钱来提升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教师成就学生的关键作用，就应该重视民间教师的存在和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民间教师的培训不足，势必降低整体教育质量、贻害学生。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帮助民间教师进行专业提升视为头等大事。

教师专业训练的挑战

　　同一个爱迪生，在学校老师眼里是低能儿，却是母亲慧眼中的宝贝，这是什么道理？并非受过专业师范训练的教师的眼光不如一个普通母亲精准，而是母亲爱儿心切、会非常细心和耐心地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教师因为缺乏对孩子的爱，心理隔阂就会放大学生的缺点而忽视他的闪光点，更不可能因材施教、想尽办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所以，知识和技能的师资培训容易达致，但要培养“爱生如子”的态度却是教师专业训练的挑战。我们的师资教育和教师管理不光要求教师出成绩，还应该把德育——教师如何看待自身的专业水准和对待学生的态度——放在第一位。

　　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专业。教师贴近学生，而且相处时间长，他们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甚至比一些家长还要直接和深远。为了把书教好，教师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天天在知识海洋泅泳，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为了把人育好，教师需要加强文化素养、帮助学生辨识时尚文化中的陷阱，提高民族认同和历史观以便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一个取得专业资格之后就不再主动读书求知、抗拒新的教学方法和技能的人最多只能带出读死书的学生；而一个对民族、国家和全人类前途缺乏关心的人当然无法培育激情澎湃、富有使命感的学生。所以，师范教育应该考虑在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之余，增加受训教师的人文和社会素养。

民间教师得不到认证

　　50年前的教师顶戴“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清誉，生活上“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今天，教师手里把握着的是人类的未来，贡献更进一步，社会地位无以复加。身为公务员，教师群体也的确享受不错的待遇。但是，民间教师的际遇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教师在学历、经验和能力毫不逊色于政府学校教师，甚至也在教白天上课、晚上补习的同一批学生。这些学生日后学有所成，给他们补习的老师至少功居一半。可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认证，缺乏教师专业团体的认可，以及教育工作者素质的良莠不齐，使他们游离于主流之外，俨然变成“二等教师”。这种屈居人下的处境对他们很不公平，对于新加坡的教育也是一个资源损失。新的私立教育法规推行在即，在狠抓私校办学质量的前提下，对民间教师的整合正其时也。以下是几个可以参考的措施：

　　一、明确教师终身学习的内容和时限，立法规定培训要求来提升民间教师的专业素质；

　　二、教育部可以开放培训机会给民间教师，也允许私校通过政府基金如技能发展基金为民间教师进行培训；

　　三、鼓励现有的教师专业团体修改章程，广开大门吸纳成为会员，让民间教师拥有一个同业交流和保护权益的代言平台；

四、吸收优秀的民间教师到政府学校任教。比起为了逃避经济不景气而转业的专业人士，这些私校人才肯定会更加适应学校生活和忠于教育事业，成为稳定师资队伍的生力军；

　　五、支持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互换教师，让他们互相观摩和借鉴彼此的长处，开拓他们的经验。

　　以上措施直接改善民间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专业素质，间接落实教育当局对私校办学质量的提高。但是，要加以实施却需要教育当局的大智大勇，才能统合公有和私立的所有教育资源，使得民间教师可以成为缔造新加坡教育品牌的宝贵资源。

　　作者是私校教育工作者

应以朗读加强语文学习（2009-09-17）

2009-09-21T23:13:00.001+08:00

陈健

　　“读书声，声声入耳。”如果你去过中国的学校，尤其是小学，你都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然而在新加坡，我们却很难有这方面的体会。

　　新加坡的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晨读时间，这让学生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机会。上华文课老师对朗读环节也普遍不重视，有些老师上课时只是范读一遍课文了事，而有些老师则让学生默读即可，更别说分角色朗读，一般都是让大家齐读一遍，课堂显得沉闷而无生气。平时老师要学生朗读，学生也只是“轻言细语”。

　　由于不重视对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一些学生读起文章来口齿不清、语句不畅、表情木然……

　　“哑巴”语文违背语文学习的规律。声情并茂的朗读是一种情感体验和审美活动，能够通向作品的深层，而仅靠做题和授课只能训炼学生僵硬的“考试技术”，根本无助于学生对文章的情感领悟和语境理解。我认为不论课时多少，老师都必须安排足够的朗读时间，有计划地训练学生的朗读能力。

　　语言能力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修养和生存能力的体现。语言和智力密切相关，通过朗读过程中口齿、发音等环节的训练，可以锻炼大脑的思维能力。12岁之前是语言学习的黄金阶段，这时对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的朗读能力的培养尤显重要。校园里朗读的缺失将给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留下缺陷。

　　因此，我认为学校应该重视学生的朗读，特别是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让学生们在大声朗读的过程中提高朗读水平，进而加强对文章的情感领悟和语境理解。

摈除“华语难学”论（2009-09-19）

2009-09-21T22:20:00.000+08:00

杨松坚

究竟华语是否真正难学，还是人为所造成的，其中关系到看待华语的心态和认识问题，而汉语教学理论和方法还需探讨和改进。

　　

　　本地一些家长和学生认为华语难学，年轻一代提不起学习华语的兴趣，视学习华语为畏途。华语是否难学关系到岛国双语教育的成效，如不摈除华语难学论，扫除学子们心理障碍，它始终成为华语母语教学的瓶颈和拦路虎。

　　现时汉字信息化成功，汉字必将向国际化。随着汉语热的兴起。现时有数千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在中国以外85个国家的21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究竟华语是否真正难学，还是人为所造成的，其中关系到看待华语的心态和认识问题，而汉语教学理论和方法还需探讨和改进。

调整学习心态

　　对于学习第二语言华语，除强调学华语的经济实用性价值外，调整心态，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认识华文的魅力，加强信心和提升兴趣，仍是学好华语的重要因素。

　　笔者孙子自幼在美国长大，他就读的小学位于北加州一小城镇。课余师生在校园内办起华语补习班，有义务的华文老师认真授课，家长还可陪读，同堂学中文。美国孩子们通过唱儿歌、诵三字经和口语会话，结合拼玩识字和汉语拼音，教学生动活泼而多样化。

　　在邻国印尼华裔和非华裔学习华语的热诚和执著，令人惊叹。历经30多年华文封杀，华文解禁后，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办了华文补习班和三语学校。一位文友顾长福刻苦攻读中国华侨大学华文系学士学位课程，在花甲之年终于戴上方帽。他说：“我们这一群花甲之年的学生，我们终于毕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白乐桑在法国推广汉语教学长达30多年，他谈起对外汉语教学时说：“有兴趣有环境，汉语并不难学。”

岛国以英语为主导的大环境，对华语学习虽然有不利的影响，但学习华语的环境比欧美、印尼等地相对优越，如果一概而论说华语难学，值得认真反思。

探讨华语教学理论

　　英欧语系是以字母组合的拼音文字，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和图形文字。华语所独有的声韵调，还有汉字数量多，字形复杂，易于认为汉字难读、难认、难写和难学。

　　其实汉字沉淀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智慧和文化，尤其在语言的音、形、义三要素的关系中，汉字比拼音文字的纯音-形关联更为紧密。如能从形、音、义三要素密切结合来解读和辨识汉字，采用正确教学方法，充分运用揭示汉字内在的规律性，汉字和华语就会变成比较容易学习。

　　近年来，中国学界针对汉语教学中的偏向西方语言系的“词本位”教学，提出应强调“字本位”教学理论问题，并展开了深入探讨。北京语言大学设立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以深入探讨创新汉语教学方法，攻克“汉语难学”问题。

　　岛国敬业的华文教师们贯彻少教多学方针，用各种方式提升教学功效。日前报道，“培青学校华文教师自编韵语课本，让学生以两年时间学会其他学生六年才学会的2000字识字量。韵语教学的原理是通过句式整齐押韵，短小精炼的韵文，利用小一、小二生的记忆黄金时代，采用快速记忆的方法来识字。” 韵语教学是否值得推广，需要多方探讨。

　　在中国和一些地区，运用汉字“拼玩识字”教学，学生在动手拼玩中提高学习兴趣，以一字识一串汉字，快速提高华文识字量。也有“以文带语”，运用“拼、识、读、用”便捷的教学法，也取得一定成效。

　　本地华文教育界仍有一些争议点，如华语第二语文的因材施教和考核问题；如何提升讲英语家庭孩子们学习华语的信心和兴趣；是否需要诵读《弟子规》等经典，课堂上如何融入经典等议题。也有人认为，如过分强调汉语拼音，使学生忽略汉字形和字义，离开拼音拐杖就不能念读华文等。有关话题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深入探讨。

　　本地第二语文华语的教学理论的探讨需不断深化，教学方法需不断改进。希望多组织教学第一线上的华语教育工作者与中国和各地学者、教师广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使岛国的华语教学能不断创新和取得更大进展。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早逝的青春谁之过？（2009-09-19）

2009-09-21T22:19:00.001+08:00

叶鹏飞

听语轩

悲剧的发生不但突如其来，而且莫名其妙，更因为找不出合理的逻辑来理解事情的真相，更让人产生困惑和无助感。

　　去年发生的两名中学生跳楼自杀案，最近在验尸庭上爆出惊人内情，其中一名16岁死者邱建捷竟然领导其他七名同学成立“圣龙府”，并给他们起了类似网上游戏人物的封号如“血魔王”、“火炎王”、“寒冰王”、“飞羽大将”等，并编制了宛如线上游戏桥段的情节，自认“圣龙府”的人都是斩妖除魔的“屠魔者”，加上想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临而决定集体跳楼，以重生为“屠魔者”来拯救世界，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人们总希望能揪出罪魁祸首，以解开悲剧背后的谜团，一是更好地了解这起罕见的事故，二是从中学习经验教训，以防范于未然。事件背后涉及的宗教和互联网，于是都成了当然的线索。

　　由于警方的调查报告显示邱建捷生前是一名乩童，所住的组屋也是间“住家庙”，他在事发两三年前开始扶乩，相信自己能与神明沟通，新加坡道教总会不得不出面澄清宗教不是直接导致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因为道教典籍里并没有放弃生命而转世成为“屠魔者”的说法。接受本报采访的乩童也表示没听闻有哪个神明会指示信徒轻生或集体自杀，而道教更没有通过了结生命来拯救世界的教义。

　　道教总会和乩童的说法都是正确的。虽然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宗教理论有末世说，外国也有发生过歪曲教义的宗派实行集体自杀以求超脱的悲剧，这些现象与道教一点都沾不上边。

　　道教基本上重生恶死，教义里有许多追求长生不老的内容，它认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而不用听命于天，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就可以得道成仙，甚至进而修身利人。道教中大量的修炼方法如炼丹、服食、吐纳、胎息、按摩、导引、房中、辟谷、存想、服符、诵经，都是由这个基本信仰产生的。

　　虽然作为多神教的道教崇拜诸仙，“屠魔者”显然是邱建捷自己杜撰的，轻生救世的认知也完全抵触了道教的基本精神。根据警方的报告，他生前曾在家扶乩。扶乩是古代 “天人交通”术的一种，主要是民间道教通过降神或通达神明的方式占问吉凶，请神仙排忧解难的仪式，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乩童或要是心诚者，或要有“神缘”，但一般都需要经过考核。

　　邱建捷深信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因此当学校有人在事发前几天传他是冒牌乩童时，他的情绪失常，如果当时他身边有个有见识的成人辅导，或许还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

“圣龙府”、“血魔王”、“火炎王”、“寒冰王”、“飞羽大将”等名号，仿佛是网上游戏里的人物，加上事件里的男生都热衷《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线上游戏，难免会让人质疑是网络游戏害了他们。

　　关于互联网的责任似乎较有争议性，心理卫生学院的报告就指出幸存的六名男生并没因为玩线上游戏而出现病态，也没被诊断出患上任何精神病，可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受访时却推测死后重生拯救世界的想法，在排除了药物和精神因素后，可能受到来自游戏里角色的影响。他认为这些学生有可能从游戏中得到掌控一切的满足感。

　　由此推论，对照现实世界里身不由己的情况，虚拟世界里扫除障碍的能力可能成为弥补现实不足的替代品，最终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一直到发生邱建捷及佘灿鸿从九楼跃下的惨剧，才真正把幸存者拉回残酷的现实世界。

　　可是把这起悲剧的发生归咎于线上游戏，终究是太简单的结论，毕竟互联网的兴起及线上游戏的流行已不是最近的现象，靠互联网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新族群。此前固然有发生过因沉溺游戏而猝死的例子，也不乏所谓的上网成瘾的问题，由虚拟的网络世界结合现实世界的想象而集体轻生的例子，至今还不多见。

　　从这起事件的幸存者的供词来看，邱建捷其实是一个对世界充满美好想象但缺少足够家庭关爱的孩子。他生前曾表示世人只为个人的利益而活，对其他的事漠不关心，对照他关于“屠魔者”以重生来世间斩妖除魔的想象，现实的冷漠显然不如想象中的理想境界美好。

　　他因扶乩而经常迟到，校方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并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与在现实世界遭遇的挫折感相比，他在事发当天写的日记里表示对于能够带领属下成员，团结一致铲除妖魔和敌人，把光明和正义带到世界，是他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

　　与随同他的朋友一样，邱建捷正处于还未真正进入成人世界的尴尬时期，对生命有憧憬，对前途没把握，父母的离异，学校的误解，可能都让他倍感压力，而扶乩的经历加上线上游戏的成就感，却为他的想象力提供发挥的无限空间，使他误以为掌握了命运的钥匙，终于付出终极的代价。

　　从他对其他七人的影响，可以想见他具备相当超凡的魅力，如果用在正途，未尝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两名死者的母亲对本报说，很多事情她们是在庭上才知道，而如今还无法摆脱儿子离世的阴影。或许如果有任何家长或师长对其中一个男孩的关爱，都可能防止悲剧发生。逝者如斯夫，空留着的只是社会无奈的叹息。

人们总希望能揪出罪魁祸首，以解开悲剧背后的谜团，一是更好地了解这起罕见的事故，二是从中学习经验教训，以防范于未然。事件背后涉及的宗教和互联网，于是都成了当然的线索。

青少年沦为大耳窿跑腿为什么父母最后一个知道？（2009-09-15）

2009-09-18T22:04:00.001+08:00

林弘谕

　　心理学家说，青少年沦为大耳窿跑腿，一个原因是父母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

　　那家长应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在面对金钱或感情问题时，第一时间向父母或家人寻求援助？

　　不久前，新闻报道青少年为赚外快，不惜冒着被抓的危险，当起大耳窿的跑腿，到债主家泼漆或写大字报讨债。

　　竹脚妇幼医院心理学家苏湄雅说，青少年甘犯这些危险，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父母经济能力有限，造成他们无法获得额外钱财作为日常花费，或购买他们喜欢的物品，才选择走这条新的赚钱捷径。

　　她说：“家长应让孩子了解，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或购买这些物品，例如名牌货、最新电子产品、区域网络电脑游戏（LAN gaming）等。因此，亲子间开诚布公的良性沟通非常重要，让孩子了解家庭的价值观。

　　例如，家长应从小让孩子知道，要得到某些东西，是必须靠自己的劳力和正当途径去赚取的。跟孩子一起设定不同的目标，一旦达到后，就奖励他们，实现他们购买心目中所要物品的愿望。”

　　她认为家长对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影响深远，因此家长必须晓得如何有效地跟青少年沟通，才能取得正面果效。

　　报道指出，青少年成为阿窿的跑腿，这些孩子的家长都被蒙在鼓里，直到警察找上门，才恍然大悟孩子已步入歧途。

　　苏湄雅说：“家长对孩子的细心培育，了解与支持，以及用爱心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加上经常沟通，能让孩子感到安全与受保护。这样的关系，促使孩子建立健全的社交技能，生命更为充实。”

一般家长，应如何跟孩子建立良好关系，以致孩子面对金钱或感情问题时，第一个考虑寻求援助的人是父母与家人，而不是其他管道？

　　孩子的生命成长期，父母应尽量参与，父母的指引与鼓励，孩子更能学习与掌握新技能与志趣，智能发展更健全，也能晓得如何抗拒类似上述的诱惑。

　　大耳窿无孔不入，利用高科技电脑接触青少年，诱之以利，因此沉迷网络世界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流连于网吧的年轻人，更容易成为大耳窿下手的对象。

　　如何让孩子脱离网络世界是许多父母关注的事。心理专家认为，一般孩子都能平衡电玩时间，尤其是那些从小父母就灌输与培养这方面自控力的孩子。反过来，自控能力较差的孩子，多来自父母很少关注孩子打电玩的家庭。

　　苏湄雅指出，当孩子沉迷在电玩和网络世界，影响到学业成绩，跟父母、家庭和社交关系时，就表示孩子已陷入网瘾。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干扰，例如：

　　一、在学校之外，多数时间都在电玩和网络世界中。

　　二、沉迷电玩和网络世界而不做日常杂务，不关注课业，成绩下滑。

　　三、宁愿选择电玩和网络世界，也不想跟朋友出去。

　　四、无法减少电玩时间。

　　五、投入电玩和网络世界，以逃避（对人）不好的感受。

六、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以达到电玩的高层次水平。

　　七、一旦离开电玩和网络世界，就会觉得易怒，喜怒无常，闷闷不乐。

　　苏湄雅说，当电玩和网络世界取代朋友或家庭，成为青少年的精神支柱与焦点时，他们就跟虚拟的梦幻网络世界产生无法割舍的密切关系，这层关系取代了现实中家庭、学校、工作的世界，就很难以抗拒外头的引诱而走错路。

　　苏湄雅建议：

　　·家庭活动。一些孩子会对父母安排的家庭活动感到厌恶与排斥，父母应敏感于孩子的想法与喜好，例如安排看一部他们喜欢的电影，或是由他们选一个常去或喜欢的地方吃一顿饭。

　　·教导新游戏／运动。除了电玩和网络世界外，外头还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活动或运动，应会对少年产生兴趣，转移他们的焦点。

　　·与子同乐。父母可跟孩子一起进入电玩世界（最理想的是个别使用不同电脑），或是进行多人游戏，全家参与。父母多了解电子科技，就能跟孩子有更紧密的接触。

虽无案底　少年阿窿跑腿被判进改造所（2009-07-22）

2009-09-18T22:03:00.002+08:00

谢婷婷

充当大耳窿（非法放高利贷者）跑腿的青少年，今后可不能以为被捕之后所受到的惩罚，最多只是被法庭判处缓刑监视。

　　初级法庭刚判处两名没有案底的年轻大耳窿跑腿，进入青年改造所。这意味他们将被监禁在改造所内，接受改造训练，直到行为表现良好才能获得释放。监禁期从18个月到3年不等，视受改造者的行为表现而定。

　　缓刑监视庭令是法庭判处青少年罪犯进感化院或青年改造所之外的另一选择。缓刑监视期间，受刑者须在监视期间（最短6个月，最长3年）接受缓刑监视官辅导，并遵守庭令，每天某段时间须留在家中，定时向缓刑官报到等。

　　主控官在提控大耳窿跑腿蔡庆文（20岁）时指出，过去涉及非法放贷活动的青少年，一般上会被判缓刑监视，大耳窿集团就是利用这些法庭判例，诱骗青少年当跑腿，说就算他们失手被捕，他们因没有案底，法庭通常只判他们受缓刑监视。

　　主控官指出，青少年当大耳窿跑腿的人数日渐增加之势，警方虽然加强执法力度，将非法放贷者绳之以法，但由于非法放贷有暴利可赚，不断有人不惜以身试法，违法放高利贷。

　　由于大耳窿集团招募无案底青年，在夜深人静时骚扰借贷者，使得警方很难追查他们的行踪。本案中的少年跑腿，甚至不知道真正老板是谁。控方因此促法庭不要只判涉案少年缓刑监视，以遏制无知青少年被诱充当跑腿。

　　法官同意控方所说，认为这类案件涉及公众利益，判决应当有惩戒作用，因此判处蔡庆文进入青年改造所。

　　与他合谋干案的骆文辉（17岁）已在上星期五被判入青年改造所。

　　案情显示，两人从今年3月起开始替一个名叫“约翰”的大耳窿当跑腿。每骚扰一回，“约翰”便给他们40元酬劳。
　　蔡庆文被控5项抵触非法放贷法令的控状，控方以2项提控他，余项让法官下判时考虑。骆文辉同样被控2项控状。两人都认罪。（人名译音）

特选学校30年（2009-09-12）

2009-09-15T20:42:00.000+08:00

去年2月，时任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勇出席中正中学（总校）的一个活动，并发表了有关特选学校未来发展的重要讲话。

　　当时，他明确地指出，新加坡不能让特选学校失去特色，或让它们变成一般招收优秀生的学校，而特选学校也必须自觉创新，不能固守现状，它们应在课程、深广活动及浸濡计划等各方面进行适当的试验。特选学校在变化中的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应是在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基础上，尽全力培养通晓双语及双文化学生，让学生的华文能力及对华族文化的认识都达到一定水平。

　　很明显的，30年前设立的特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也许是太过专注于学术成绩表现，以致有些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去了特选的特色，甚或淡忘了当初特选学校设立的宗旨。特选学校变得不特，包括对华文教学的欠缺尊重，以致和其他学校没什么分别，或虚有其名，那么，特选学校的名称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更严重的是，这些学校必然将无法完成当初政府赋予它们的使命。

　　教育部因此决定对“不能坚守岗位”的特选学校说了重话：“特选学校若不坚守岗位，新加坡的教育成效将会被削弱。我们不能让特选学校失去特色，或让它变成一般招收优秀生的学校。特选学校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自觉。特选学校若只是固守现状，只会日趋式微。”

　　颜部长的这番话，至今人们印象犹新。而从那时起，人们也特别关注特选学校的新发展动向，以及当局会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把特选学校重新纳入正轨，包括加强华文与华族文化的学习、华校优良传统五育的熏陶和价值观的灌输、独特的校风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一年多来，教育部已逐步落实了去年所提出的各项主要计划，如一些特选小学以华文教授非考试科目，或是将华文与非考试科目进行课程整合。这些科目包括美术(Art)、音乐(Music)、体育(PE)以及社会科(Social Studies)；海外与本地华文华语浸濡计划；以华文教授的“普通”水准考试科目——媒体概论(Media Studies)；通过公民与道德课给学生灌输华族传统价值观；各校发展各自的旗舰项目或华文专长项目等。

　　10所特选中学和15所特选小学，在教育部的支持下，自去年起已相继设立具有校本特色的旗舰课程。设立旗舰项目，被认为是各特选学校建立和凸显本身特色品牌的重要举措，这么做也被认为有助于在当今学校校长经常轮换的情况下，确保各校的品牌不至于受校长人事更动的影响。

　　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日前出席第三届特选中学研讨会时，就特别提及特选学校将各自发展有特色的旗舰课程的重要性。她指出，未来30年，各特选学校应就其双语双文化的优势，积极推展旗舰项目，为国家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在同一个场合，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副司长余立信也强调，早期特选学校的校风、特色，与校长长年掌校有关。到了现代，校长经常轮换，特选学校有必要通过设立与众不同的旗舰项目，建立不受校长人事更动而改变的品牌。他们两人都很有针对性的指出了特选学校今后应该发展的方向。

　　如果我们追溯各特选学校早年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这些学校之所以能够树立各自的良好兼又独特的校风，校长具备特有的人格特质以及长期掌管校政，确实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即便有了所谓的旗舰项目，如果校长经常轮换，或多或少也会对有关项目的持续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唯一能够把这种影响减至最低程度的做法，是在物色新校长时，务必确保他们认同有关项目，并能全力以赴，而不是半心半意。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要为所有特选学校物色具备坚实华文能力与传统文化底蕴的校长已不容易，要他们认同和坚持所接掌学校的旗舰项目，则是一个额外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要确保特选学校能很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不致辜负原来的期许，遴选校长的工作就要特别小心谨慎。

从口试题“欢送会”所想到的（2009-09-12）

2009-09-15T20:41:00.001+08:00

顾建忠

　　今年小六离校会考(PSLE)被家长投诉华文口试题目两天程度落差大，家长直呼不公平（见8月31日《联合晚报》报道）。因为第二天题目中出现的是教师欢送会的图画，“欢送会”对本地考生相当陌生，不少考生误解为教师节庆祝会。很少学生提到“欢送会”。

　　我了解了一些参加今年会考的小六学生，得到的一些回答让人哭笑不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问：“你知道什么是欢送会吗？”一个学生竟然说：“是老师去世了”（因为图上的白板上画了一个伤心的表情，估计他因此推理出来的答案。）

　　当我解释了欢送会的意思后，一个学生竟然说：“我才不伤心呢，我恨不得他去死呢！” 他的回答差点没让我晕过去，当然这只是个案，不能代表大多数，可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师生之间关系紧张的端倪。

　　刚刚过了教师节，想必学生们轰轰烈烈地买礼物，老师们开开心心地受礼物，庆祝教师节变成一种商业的形式了，当然，作为老师们，能在每年的这天被学生的行为所感动，可是余下的364天呢，能得到学生的真心的爱戴么？

　　这也让我联想到我们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体罚问题。该不该体罚，该如何体罚的问题，教育部为实行体罚制定了一套标准的程序，结果，学生好像得到了上方宝剑，更加肆无忌惮：你奈我何？教师们噤若寒蝉，明哲保身，难怪乎，师生关系如此的紧张。

　　仅在几十年前，新加坡在甘榜椰林的学校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教师管教，记得本地戏剧界韩劳达先生在好多年前执导过一出话剧《椰林学校》，就是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时过境迁，在目前这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师生关系应该怎样才能和谐，当真的欢送会来到时，学生们真的能像白板上所画的那张伤心的脸一样，感到真正的难分难舍吗？值得我们深思！

道教是重生贵生的宗教（2009-09-10）

2009-09-15T16:45:00.000+08:00

郑汉扬

　　阅读有关 “八少年相约跳楼要‘重生救世’” 的报道，对两名男中学生之死实感惋惜。

　　报道中也提及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徐李颖博士说明，“乩童文化其实是一种民间的俗信仰”。笔者不是学者，但身为一名新时代的道教徒，对本身的宗教信仰也进行一些学习、自修，对徐博士的看法持相反意见。

　　其因有三：一，据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出版的《道教大词典》（1994年），有关“扶鸾请乩” 一条（第546页）的解释：道术。乩者稽也。稽以考信也……。很显然的，乩童文化是道教文化的一部分。二，乩童的“前身”是巫士，而巫术是原始道教的一部分。三，道教向来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乩童虽然已经在中国大陆荡然无存，但是在港、台、东南亚一带还相当流行。有台湾学者便把乩童纳入道教积善派，在东南亚，乩童也是民间道教的代表。

　　道教是一种重生、贵生的宗教，有所谓“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两名少年命丧黄泉，显出道教内部必须加强教育工作，不单是要更多人从事道教教育工作，道教徒本身也要肯受教。

家长应多注意孩子的异动（2009-09-10）

2009-09-15T16:44:00.000+08:00

两名中学生跳楼案，在验尸庭研审中所爆出的内情，着实令人吃惊，也叫人扼腕。经过两天研讯，验尸官已经聆毕所有证人的说法，只待下判。但根据案情，死因其实已经很清楚。人们最关注的是，八个青少年学生，为何会那么容易走到一块？又为何那么容易听信带头乩童邱建捷编造的神鬼故事，并在他的说动下，萌生集体自杀的念头？为什么他能对其他成员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大部分成员的家长或师长对他们孩子的“异动”毫不知情，或是没有过问？

　　案情透露，案发之前，八个学生参与扶乩和冥想活动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如果这些学生的父母平时和孩子有密切的沟通，或注意孩子的行踪，就不太可能对他们参与这种不寻常的活动一无所知。

　　八个学生也许都有各自的生活或学习上难解的心结，或是很需要得到心理上的某种慰藉，而自称能与神灵沟通的邱建捷，显然在这方面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于是被视为好友和老大哥。但是，根据案情，这个年轻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人物。据证人说，他有经济上的难题，也深深受到父母离异、家庭破裂的困扰。在死前不久，他的心情显然出现很大的波动，因为学校的人开始瞧不起他们这群朋友，认为他是个冒牌乩童。重重心事使他对生命感到厌倦，萌生自杀的念头，同时又构思出自杀救世的故事，说服其他人和他一起去干蠢事。

　　简单说，邱建捷是一个问题家庭的产物，他有诸多的精神困扰，他得不到协助，试图自救，结果是失败了。从这样的内情来看，我们可以说，惨案的发生其实并非偶然。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悲剧的发生其实有一段很长的酝酿过程，只可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的各种安全机制没法及时发现，加以阻止。值得庆幸的是，八人中有六人及时回头，拣回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看了过去两天的新闻报道，很多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个案件的案情跟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一些集体自杀事件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一些和邪教活动有关的自杀事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发生在加拿大、瑞士和法国等地的太阳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和其他邪教教派一样，太阳圣殿教的主要信念之一是所谓末日信仰。它宣称世界将面临灭顶之灾，只有入教者才能幸免。它要求信徒做好以身殉教的准备，并让他们相信死是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生。为了避开地球末日之大劫，他们必须奔向他们的“圣地”天狼星。就这样，很多信徒被迷惑，集体自杀死亡。

　　邱建捷所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跳楼自杀重生为“屠魔者”拯救世界的故事，和上述的末日信仰如出一辙。他自封为“虎斧大元帅”，成立“圣龙府 ”，还给追随者各种封号，例如“血魔王”、“火炎王”、“寒冰王”、“飞羽大将”等等，令他们相信自己能成为斩妖除魔的“屠魔者”。从太阳圣殿教之类的实例，我们知道，即便是成年人，也有不少人经不起邪教的蛊惑，因此，我们也应该加倍小心，防止入世未深，思想相对幼稚的少年人受到类似异端邪说的迷惑。

　　“圣龙府”惨案是个前所未有的个案，也是个孤立的案件，但它的发生，无疑的也给所有为人父母者敲响了一记震耳的警钟。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父母师长的引领和关爱，许多悲剧的发生往往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缺失。

两学生坠楼案反应（2009-09-10）

2009-09-15T16:42:00.000+08:00

教会学生敬畏生命　　王勇

　　去年8月23日凌晨发生了两名男生在住家坠楼身亡的惨案，令人震惊和遗憾。而对两名学生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一年来，给学校师生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经过警方深入调查，日前公布了其中的内情。原来8名中学生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决定集体跳楼，以重生为“屠魔者”来拯救世界，结果两名率先跳下。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能够拯救世界，却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读到这样的消息，心情真是非常沉重非常难过。痛惜学生们的英年早逝。那两名死去的学生，我是认识的。他们都是我曾负责的篮球队的队员。两个男孩看起来很阳光，活力十足，对老师有礼貌，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万万想不到在他们花样的年华，会像流星一样划过，然后消逝寂灭。我常想，如果没有那样的意外，他们的人生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子？但现在一切都已发生，留下的只是永远的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透过这个事件，我们有太多值得反思的东西。这些孩子究竟怎么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漠视自己鲜活的生命？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顾亲友的感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践踏生命的尊严？他们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其实他们连起码的人生观、价值观都缺失。不要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连最基本的责任和孝心都没有。他们注定做不成“屠魔者”，单纯幼稚的心却被心魔牢牢控制。是电脑游戏给了他们太多的幻想，还是狂热愚昧思想给了他们生命的毒酒？让他们就这样决然地踏上了不归路。我们的先烈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那是为了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兴亡。这样的视死如归让我们肃然起敬，让我们永远缅怀感激。而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来的人类的末日？

　　我们还必须反思，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会这样轻视生命？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们敬畏生命。要对青少年进行“生命教育”，要教导学生们了解生命、接纳生命、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欣赏生命。

　　当一朵小花在路边静静绽放，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享受它带给我们的美丽；当一只小鸟在枝头婉转啼叫，我们要怀着一颗欢愉的心，聆听它带给我们的安宁；当一只蝴蝶在草丛中翩翩飞舞，我们要怀着一颗满足的心，沉醉在它带给我们的自由；当一只鱼儿在清澈的河水中游弋，我们要怀着一颗快乐的心，追随它带给我们的闲适。亲近生意盎然的大自然，充分享受生命的精彩与亮丽。远离充满暴力的灰色的电玩游戏，让仇恨的火焰在心中慢慢熄灭，让杀戮的枪声从我们的耳边统统消失……

　　——热爱生命，敬畏生命，让我们仅有的一生，过得幸福，过得美满！

要注意同辈的影响力　　孙荣辉

　　两名前途光明的学生坠楼案揭露惊人内情，看了这则报道，不禁感到心寒。对于这几个年轻人的举动感到百思不解的人，相信不只我一个吧。

　　现在的青年男生，感兴趣的事物不外是足球、电脑游戏、音乐等。迷上网络虚拟世界中斩妖除魔的人也数以万计。但不同的是，一般人只是为了过过瘾，这组人却设立“圣龙府”，有异于常人。令人疑惑的是，他们常常有打坐之类的“活动”，但为什么身边的亲友师长没有及时发现并敲响警钟，以致酿成惨祸呢？

另外，从这起事件也能看出，朋友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辈的影响力，是不少人难以想象的。有些人对朋友千依百顺，对长辈的话却当是耳边风。如果盲目听从朋友的话，自己不会分辨是非黑白，最终受害的可能是自己。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应该多注意身边的朋友，留意他们是否有异常的举动。我们的一句话，说不定就能产生悬崖勒马的作用，避免当事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余的男生因为缺乏勇气而侥幸保住性命，令人庆幸。不过，希望他们能把握这个重生的机会，珍惜光明的前途。

五男生出庭供证邱建捷因被指是假乩童而失常（2009-09-09）

2009-09-09T22:02:00.000+08:00

侯启祥林妙娜刘丽仪陈锦柏

　　8名中学生为“重生救世”相约跳楼案昨天进入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研讯。证人不仅爆出邱建捷最近被心事困扰的内情。

　　在庭上供证的5名年轻证人当中，三人一直到了邱建捷（16岁）和佘灿鸿（16岁）跳落地上后，才惊慌却步。另外一人一早就断然拒绝邱建捷的跳楼建议，另一人在跳楼当晚到了邱建捷的家后，临阵退出。

　　由于法庭发出庭令不准媒体公开证人身份，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按证人出庭的顺序，以A、B、C、D、E报道。

　　验尸庭昨天已经完成这起案件的研讯，验尸官将在本月16日下判。

侯启祥　林妙娜　刘丽仪　陈锦柏　报道

　　集体跳楼案发生前几天，邱建捷情绪反常，学校有人传说他是“冒牌乩童”。

　　17岁的证人E之前在口供书中说，去年8月18日至20日之间，佘灿鸿曾经打电话给他说邱建捷最近被心事困扰，对生命感到厌倦，叫他一起过去邱建捷的住家。佘灿鸿也对他说，邱建捷觉得世人只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活，对其他的事漠不关心。

　　他说：“学校的人也开始瞧不起这群朋友，因为他们认为邱建捷是个冒牌乩童。”

　　证人E原本加入了“圣龙府”，但在去年初他希望能专心念书，疏远了这群朋友。他认为他们花太多时间聚集在一起玩网上游戏。

不过，他有出席案发前一晚的烧烤会。当晚他发现平时看起来开朗活泼的邱建捷“有点反常，而且面无表情”。佘灿鸿则显得比平时开心。

　　除了被同学当成“冒牌乩童”外，邱建捷也有其他的烦恼。

　　16岁的证人B说，邱建捷曾向他透露经济方面的困难，并且深受父母离异影响。

　　虽然多数证人没有详细道出他们深信邱建捷的理由，也没有以领导人和追随者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表示，邱建捷是他们的朋友、好兄弟，所以他们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包括去死。

　　证人B形容，邱建捷样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他当对方是大哥哥，尊重他，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帮忙。

　　他也说：“集体自杀是邱建捷的主意，我们当时信任他，因为他是神明的信使。”

　　上屋顶跳楼不成，下来就打退堂鼓的17岁证人D则说：“邱建捷可以通过扶乩和神明沟通。他也会给我们好的建议，叫我们不要做错事。”

　　对原本打算参与集体自杀的证人C（18岁）来说，他是看到两名死者坠楼后，才开始怀疑“死而重生为屠魔者”之说。

　　证人C说：“他们原本说，死后会回到这个世界斩妖除魔，可是他们跳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此我不再相信重生为屠魔者了。”

　　证人C原本紧跟在邱建捷和佘灿鸿后跳楼，并表示信任邱建捷这个朋友。不过，他和及时打退堂鼓的证人D一样，曾经在不同时候以为邱建捷是在开玩笑。

证人C说，他第一次听到“死而重生为屠魔者”的建议是在邱建捷的家里，他当时以为对方在开玩笑，所以没有回应。后来当他在烧烤会上再次听到邱建捷提起这件事时，他感到震惊。

　　证人D在烧烤会上听到集体自杀的建议后，先是以为邱建捷在开玩笑，但是到了凌晨3时，大家准备到邱建捷的住家，玩笑话眼看就要成真时，他开始紧张起来。

　　他说：“我非常担心，不停地想着我的家人，但是我保持沉默，静静地跟着大家。”

　　“从屋顶下来后，我哭了，央求大家不要去死。我还年轻，而且有家人要照顾。其他人则保持沉默。”

　　证人B则供称，当邱建捷提出集体自杀的事，他想到家人，不想失去家人，所以自己并不打算跟着跳。但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他只好跟着到邱建捷的家，劝他们不要寻死。不过，他最终还是说服不了邱建捷。

　　证人在案发后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查案人员集体跳楼的计划，而是声称他们是在吃完宵夜回来，才发现躺卧在组屋底层的两名死者。

　　证人C说：“我后来决定说出真相，因为我相信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当初不说真话是因为我觉得，牺牲自己性命来斩妖屠魔的说法，实在很难让别人相信。”

　　证人D退出跳楼计划后，就离开邱建捷家。当他回到家里，洗完澡后，接到证人C的电话，才得知邱建捷和佘灿鸿已经跳楼。他过后拨电通知证人E。

乩童现身说法：

没听过神明要人自杀救世之说

“我不曾听说哪个神明要信徒结束生命以拯救世界。”

　　曾在神庙当了5年乩童的谢敏力（50岁）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烧香拜神的人，当然是相信神灵的存在。而乩童在扶乩时，神明附身是设法帮助他人消灾解难，提供一个指引方向的参考。

　　他说，相信有神明并没有错，因为神明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但不能沉迷，走火入魔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以致做出异于常理的行为，酿成不幸事件。

　　他说：“我从来不曾听说，哪个神明曾指示信徒结束性命，或集体作出轻生举动，更没有听过了结性命可以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

　　谢敏力说，这起少年集体寻死的事件，不可思议，他认为这群男生是过度沉迷而走火入魔。

　　他说，邱建捷那些原本也想与他一起赴黄泉的朋友，也许在生活或学业上碰到不如意的事，又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倾诉或协助，见到当乩童的邱建捷在“神明”附体后能帮助他人消灾解难，渐渐地受他影响，相信他所言。幸好他们在临跳前一刻清醒过来，没有全然相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谢敏力也说，神庙的存在必然有它的意义，那是许多人心灵的寄托。身为乩童，他并没有因扶乩时神明附体而飞黄腾达，他依然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他也说，男生们自封为“虎斧大元帅”，还有各种不同的封号，显然已经把自己当“神”，活在虚幻世界中了。

13岁男生：我们的计划很笨

　　“我知道我们的计划很笨，我再不会去寻死。”

原本打算一起跳楼的男生中，年龄最小的仅13岁，稚气未脱，目前念中二。他和7名男生相约跳楼自杀，但他和另外5名男生临阵退缩，只有邱建捷和佘灿鸿真的跳下楼。

　　由于法官已经发出庭令，不准媒体公开男生的身份，我们称他证人A。

　　证人A昨天供证说：“我不再相信屠魔者，那种事根本不会发生。”

　　政府律师问他当初以为会有什么事发生，他说：“被妖魔攻击。”

　　他也供证，邱建捷要他每天打坐4个小时，并告诉他，打坐118天后便拥有斩妖除魔法力，可以拯救世界。不过，他达不到邱建捷的要求。

　　邱建捷告诉他，现在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死，重生成为“屠魔者”。

　　验尸官问他是否知道死亡的意思，他答说：“不知道。”

　　验尸官问他听了邱建捷的话后有何反应，他说：“我感到害怕。”

　　“我怕死，每个人都怕死。”

　　但他说，他同意邱建捷提出以死重生成为“屠魔者”的建议。他说，第一次听到“屠魔者”的时候，他以能够成为“屠魔者”而自豪。

不过，当政府律师问他是否知道“屠魔者”是什么，他却答说不知道。

　　他也说，邱建捷曾一次在扶乩时指他们及格是“被选中者”。当时邱建捷有“神明附体”，他以为这是神明的指示。

　　谈到事发当天情况，证人A说，当天，他们参加烧烤会，邱建捷重提自杀的事，他当时感到害怕。尽管如此，他还是附和了对方的作法。

　　邱建捷提议那一天从屋顶跳楼，他们当时犹疑不决，感到害怕。不过，他还是跟随了。

　　8月23日凌晨，邱建捷和佘灿鸿真的从邱建捷在惹兰达迈第667座组屋9楼住家跳下丧命。

　　当天采访的媒体在邱建捷住家外水管槽里发现日记本子，之前以为是邱建捷的记录，经警方调查，发现那是包括证人A在内三名男生的日记，内容记录他们的冥想和日常活动，以及证人A和另一名男生的告别信。

　　警方展开调查，证人A原本在口供书中隐瞒集体自杀的真相，但他最后招认一切。

　　政府律师问他为何隐瞒，他答说，他们要做的事让人难以置信，他害怕没人会相信。不过，他知道给假口供是犯法的，所以后来招认了。

专家分析笃信“自杀救世”心理

医院精神专科医生：

生活不如意　迷信神奇力量

　　一般人诧异为何8名少年会相信牺牲自己就可以拯救世界的荒谬说法，精神科医生说，这在国外并不罕见，因为一些信徒可能因为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又深信自己有神奇力量，要对世界有所奉献，于是选择牺牲自己来拯救世界。

　　伊丽莎白医院精神专科医生杨家乐昨天受访时指出，这起案件应该不是受到线上游戏影响才发生的，一般上，只有年纪更小的人，才会单纯受互联网影响，他们通常是小学生，还没有分辨能力，也不清楚何谓死亡，所以贸贸然模仿。

　　他说，像这8名少年一样，相信自己集体自杀后可以重生的案例，在国外并不罕见，外国发生的一些集体自杀事件，他们都相信自杀后可以重生。此外也有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变卖财产后跑到山洞躲起来。

　　但他们大多是成年人，年轻的比较少。

　　杨家乐说，一般上年轻人也较不迷信或笃信神奇力量，这名乩童和其他成员那么年轻，居然相信神明，使这起案件变得更为特别和罕见。

　　他说，人们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产生这种信念，如在现实生活中，频遭欺负又无力改变，就会希望在另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寻求满足。他们也可能因为现实生活不如意，逃避现实。

　　另一原因是这些信徒认为自己有神奇力量，在世上肩负特别任务，牺牲自己后，就可以完成在世上的任务。他说，年轻人的思想比较不成熟，容易受周边朋友或事物影响，因此也不排除让他们在长期耳濡目染下，原本不相信的，也会渐渐接受。

　　两名“身先士卒”的男生跳下身亡后，另外5名男生及时清醒过来，制止了这个疯狂的行为。这5名活下来的男生，心理上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杨家乐说，他们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罪恶感，一方面有人会懊悔没有及时阻止朋友跳下，另一方面有人也会内疚没有遵守诺言，一起跳下去。以这起案件来说，带头的邱建捷是首批跳下楼，可是他并没有重生成为“屠魔者”，他所谓的世界大战也没有来临，活着的几个男生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发现之前的想法并不正确。

杨家乐说，5名生还者在目击同伴坠楼后，除了一般的震惊，他们也会觉得后悔，让同伴在眼前跳楼也没有阻止。但还好他们不只有一人，可以在事后相互分享想法，互相扶持，比较容易渡过这个难关。

社会学系副教授：

受电脑游戏角色扮演影响

　　虽然一些专家认为，这些男生不是直接受电脑游戏影响，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恩赐副教授说，以为自己可以死后重生拯救世界的想法，在本地并不普遍。如果不是因为药物或精神因素的影响，他推测他们是受到电脑游戏中的角色扮演所影响，他们很可能在游戏中发现自己可以掌握大环境，同时有能力扫除障碍，与现实世界的情况完全相反，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窗口太小救了五条命（2009-09-08）

2009-09-09T21:58:00.000+08:00

胡洁梅

侯启祥

刘丽仪

上庭供证的男生说，邱建捷和佘灿鸿爬到窗沿，佘灿鸿感到害怕，爬回房间，邱建捷跟着爬进来，设法让佘灿鸿冷静，最后他们再度爬出窗外然后坠下。事发后其他人不敢跳，于是决定隐瞒真相。

道教总会：正统道教不会叫人寻死

　　新加坡道教总会指出，正统的道教叫人珍惜生命，没叫“追随者寻死”这回事。

　　道教总会在给警方的报告中说，根据道教典籍，没有人死后能成为“屠魔者”的记载；此外也没放弃生命，便能捉鬼或成为“屠魔者”这回事。

　　它说，道教叫人珍惜生命，照顾自己的身体。道教徒不会参加任何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活动。

　　它指出，本地并未有管制乩童的机构。案中提及的人并未向道教总会注册。道教总会对他们的活动不知情。

　　根据警方调查报告，两名死者和七名男生成立一个称为“圣龙府”的组织。

道教总会说，从这些人的活动看来，它相信死者和该组织并非修炼道教。

　　另一方面，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徐李颖博士指出，乩童文化其实是一种民间的俗信仰，而道教本身是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但随着时间与社会的发展，道教已经演变成有一套教规、教义，具有传承功能，而不单是俗信仰的宗教。

乩童文化与道教有不同

　　针对乩童号召朋友轻身，以重生成为“屠魔者”拯救世界的事件，徐李颖博士认为，乩童自称拥有超能力，因此可能以这样的身份容易取得他人信任，但相信宗教不是直接导致这悲剧发生的原因。

　　她说，本案涉及的都是中学生，这个阶段的孩子较容易受朋友影响，一般也对灵异事件感好奇，加上辨别是非能力还不强，很可能因此做出不理性的事。

　　整体而言，乩童与道教虽然有点关系，但他们并非一样。乩童认为他们能让神明鬼怪上身，以这种方式作为人与灵异沟通的媒介。道士则是通过严格的训练才能与神明沟通，与乩童这样要求神明“跳”上身有所不同，是通过咒语、动作等进行宗教仪式，与神明“沟通”。

　　此外，道士还得经过入教仪式，向师父们学习修行，学习道教的教义。道士还分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能力会不一样，因此他们都得经过一套严格有系统的体系。

　　徐李颖博士说，乩童虽然大多供奉道教的神明，但并非重于追求道教教义，主要还是在于进行通灵的仪式。虽然庙宇活动还是会看到这类仪式，但这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现象，有一定合理性，因为部分信徒还是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正统宗教领袖不鼓励这种方式，而是以更理性的方式去学习宗教。

　　徐李颖博士相信，随着教育普及，人们看待这类民俗信仰，应该较不会那么盲目。

　　组屋窗口太小，救了几个原本准备跟邱建捷和佘灿鸿一起跳楼的男生。

事发当天，乩童邱建捷建议他们一起自杀，死后重生成为“屠魔者”。昨天供证的男生之一说，邱建捷建议手牵手从屋顶坠楼自杀，但因屋顶的门上锁，只好作罢。后来，他们决定从邱建捷的房间窗口跳下。

　　由于房间窗口小，不能一起跳，只能分为三批。第一批两人，第二批三人，第三批再两人。邱建捷表示自己是带头者，因此先行。而佘灿鸿认为跟邱建捷在一起比较安全，选择与邱建捷一起跳下。

　　当两人爬到窗沿，佘灿鸿感到害怕，犹豫不决，爬回房间。邱建捷跟着爬进来，设法令佘灿鸿冷静。他们最后爬出窗外，然后往下一跳。

　　这时，原本应该轮到这名供证男生和另两人。三人蹲在窗沿上约5分钟，听见躺在楼下的佘灿鸿痛苦呻吟，最终没勇气跳下。

　　案发时同意集体自杀的一名17岁男生昨天在庭上忆述这段差一点跳楼的经过时，讲述这些少年朋友集体自杀的意图，揭露本案令人震惊的情节。

　　他说，他是在目睹邱建捷扶乩情况后，加入他成立的“圣龙府”，他们的活动包括打坐，他每天打坐4小时。

　　对于邱建捷要他们一起成为“屠魔者”的说法，他并没有怀疑，也不感到害怕。　　他说，当他们从屋顶回返邱建捷的家时，一名17岁男生打退堂鼓，叫他们不要跳，邱建捷则让他们自行选择。最后8人保留原来的决定。

　　这名男生案发时是中学生，目前已离开学校，当推销员。

　　他供证时说，事发后，他们决定隐瞒真相。他把日记本子放在水管槽里，以免被警方发现。日记本子记录他们的日常活动。

　　另一名16岁男生昨天也供证说，邱建捷建议他们自杀，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并非虚构。

男生目前是一名私人考生。政府律师问他为何不用其他方法证明，男生回答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世界，无法证明神灵的存在。

　　他和邱建捷的想法一样，认为没有其他方法，因此同意自杀的建议。

　　这名男生同样也透露，除了一人不同意，当时在场的人都毫不犹豫的答应。

　　政府律师问这名供证男生如今是否还相信“屠魔者”的说法，男生说，他不再想这些事了。上面那名17岁男生在回答相同的问题时说，他至今仍然相信神灵的说法，但他再也不相信“屠魔者”这回事。

　　根据庭上证据，邱建捷曾告诉父亲想退学，因为同学和老师给他很大压力。此外，他是乩童，上学经常迟到，校方对他的印象不好。邱建捷的父亲要他先完成‘O’水准考试，18岁才能工作。另一名死者佘灿鸿的学业成绩和品行都不错。

领头男生记录了“在世界的最后一天”

　　邱建捷和几名男生组织了一个称为“圣龙府”的团体，平日需打坐冥想，并相信只要牺牲自己，就可以成为拯救世人的“屠魔者”（Slayer）。

　　媒体在邱建捷住家门外的水管槽内，发现了三本日记，总数40页。三本日记的笔迹不同，其中一本署名“虎斧大元帅”，相信是小乩童邱建捷的日记，另一本署名“前皇帝”的日记，相信是佘灿鸿的，而第三本日记，则没有注明是谁的。

　　“虎斧大元帅”和“前皇帝”的最后一篇日记，都是在案发的两天前写的，分别题为“最后留言”和“在世界的最后一天”。

　　在去年8月21至22日的“最后留言”中，邱建捷说当天是世界大战之日，他会和队员一起完成一件事，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

“在世界的最后一天”这篇日记中他写道，后悔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应该全力打坐修行，因为他是“屠魔者”。但开心的是，他在明天（23日）将可以成为真正的“屠魔者”。文末他也感谢老师和同学们一直一来对他的帮助，并向他所爱的人道别。

　　除了两篇遗书，18页长的“虎斧大元帅”日记，是去年8月16日至22日记录，内容透露他是“圣龙府”首领，属下有8名成员，自称是“屠魔者”。他们誓言团结一致，铲除所有妖魔和敌人，把光明和正义带到世界。

　　此外，他们把打坐冥想当成“屠魔者”修炼之途，日记本内记录了他们每天冥想修行时，所进入的奇幻意境和每天打坐的成效。

　　邱建捷也写道，在冥想时他可以和神明联络，还可以和名为‘Ada’的妻子沟通，在冥思中听到她的声音。其中一篇日记表示在冥想世界里，他曾听到一把男人的声音，告诉他这样打坐是正确的方法。他问对方是谁，对方自称是“感天大帝”。

　　第三本没有署名的日记里则记录着在打坐时异样的感觉，写日记的人曾感觉到“紫色邪气”入侵，若打坐成功，眼球会染上蓝色光环。

近十年

外地集体自杀案例

　　本地过去曾发生集体自杀案，但死者都是基于经济或感情上的问题，与家人或情侣一起结束生命。因为某种原因被朋友或陌生人说服一起轻生的案件非常罕见，不过外国曾发生因宗教或受互联网影响而集体自杀的案例。

2005年2月

　　日本发生集体自杀案，9名男女先后被发现倒毙在两辆汽车内。这两辆车子内的底板分别有多个煤炭炉，车窗从里面用胶纸黏紧。9人似乎全部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日本常发生集体自杀案，许多死者都是在互联网上认识而相约自杀。2004年12月，有3人在货车内因一氧化碳窒息，车外有多个煤炭炉。从2004年 10月至2005年2月，最少有另5个小组自杀，造成26人毙命。

2004年3月22日

　　韩国5名互不相识的青年男女疑在某个自杀网站结识后，于2004年3月22日晚上被发现在酒店集体喝下含有致命毒素氰化物的毒酒后死亡。韩国于2000年12月出现透过自杀网站结识后集体自杀案后，类似案件之后频频发生。

2002年10月

　　柬埔寨东南部波萝勉省一座佛寺的3名邪教信徒，坐在倒满汽油的浴缸里点火自焚，另有3名邪教信徒因自杀未遂受伤。一名自杀者留下的遗书写道：“请人们不要讥笑我们，我们是为了佛祖而自杀。”

2001年8月

　　三名14至18岁的德国年轻人跳桥自杀，三人身上均涂上五角形标志，其中两人互绑在一起，而桥底下则留下“我们今生不快乐，现往寻求快乐的来世”的字句。警员事后表示，死者均有参与崇拜撒旦的邪教活动。之前，有两名17岁年轻人，通过手机向同辈传达“今天是理想的死期”的信息，然后一批年轻人驾车高速直撞大树，结束生命。

2000年3月

　　乌干达西南部一座教堂焚烧，至少235名邪教教徒葬身火海，死者中有数十名儿童，相信好些是集体自杀。这是自1978年人民圣殿教教徒在圭亚纳集体自杀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集体殉教事件。

医生报告：

男生们精神正常

六名打算寻死的男生并未患精神病。

　　根据心理卫生学院的精神报告，六名男生并没有因为玩线上游戏的习惯出现病理状态，他们没被诊断出患上任何精神病。

　　报告指出，线上游戏极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不属于精神病的范围。类似活动和行为取决于个人生活方式。

　　它说，一般上，玩线上游戏者有能力区别现实和虚拟世界，除非他们患精神病，严重抑郁症及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症状。

　　玩线上游戏是否会导致人们把线上经验搬到真实世界？报告说，目前，并未有任何研究支持这种说法。

去年两中学生坠楼案惊爆“神怪”内情八少年相约跳楼要“重生救世”（2009-09-08）

2009-09-09T21:51:00.000+08:00

侯启祥

　　8名中学生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决定集体跳楼，以重生为“屠魔者”拯救世界，结果两名率先跳下的学生没有拯救世界，只给自己的母亲留下难以抚平的悲痛，给亲人朋友无限的震惊和遗憾。

　　去年8月23日凌晨发生的两名男生坠楼案件，昨天在验尸庭研讯，揭发了许多连死者家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16岁的邱建捷自封为“虎斧大元帅”，领导8个男生成立“圣龙府”，他还给这些朋友各种封号，例如“血魔王”、“火炎王”、“寒冰王”、“飞羽大将”等等，邱建捷声称他们都是斩妖除魔的“屠魔者”。

　　在一个烧烤会上，邱建捷建议集体跳楼自杀，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可以重生为真正的“屠魔者”。其中7名男生同意牺牲自己追随他，只有一人不接受他的建议。

　　事发当天这8名以为自己可以死后重生的男生，到邱建捷在惹兰达迈第667座组屋的住家准备跳楼，打头阵的邱建捷和另一个男生佘灿鸿（16岁）手牵手从9楼跳下。

　　另外几名原本要接着跳的男生听见躺在楼下的佘灿鸿痛苦呻吟，决定放弃。一行人等跑下楼查看状况，其中一名男生电召救护车。佘灿鸿送入医院后不治，邱建捷则当场丧命。

　　邱建捷和佘灿鸿都是淡滨尼中学的学生，邱建捷念中三，佘灿鸿念中四。他们的死亡案件昨天在验尸庭开庭研讯，佘灿鸿的祖母和舅舅以死者家属身份出席旁听，邱建捷的家人没有出庭。

　　邱建捷的母亲是泰国人。两名男生的母亲昨天告诉本报，很多事情她们现在才知道，如今还无法走出儿子突然离世的阴影。

　　根据呈堂的警方调查报告，邱建捷是乩童，他的家是一间“住家庙”。在事发约两三年前，他开始扶乩，相信自己能与神明沟通，每星期五在家里扶乩，让神明附体，为信徒解难。佘灿鸿和其他几个朋友常去看他扶乩。

几名男生年龄是13岁至18岁，事发时都是中学生。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验尸官在政府律师申请下，谕令媒体不得报道他们的名字。

　　警方并未发现有犯罪的迹象，邱建捷房间没挣扎痕迹，他身上也没挣扎造成的伤势。

　　道教总会在给警方的报告中说，根据道教典籍，没有人死后能成为“屠魔者”的记载；此外也没放弃生命，便能捉鬼或成为“屠魔者”这回事。

　　这几名男生热爱《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线上游戏。不过，根据心理卫生学院的精神报告，那活着的6名男生并没有因为玩线上游戏的习惯出现病理状态，他们没被诊断出患上任何精神病。他们是在邱建捷游说下答应集体自杀。

　　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徐李颖博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说，乩童自称拥有超能力，可能因为这样的身份容易取得他人信任，但相信宗教不是直接导致这悲剧发生的原因。她说，这个年龄的学生一般也对灵异事件感好奇，加上辨别是非能力还不强，很可能因此做出不理性的事。

　　验尸庭今天继续研讯这起案件。

加强生命教育，帮助孩子精神成人（2009-09-07）

2009-09-07T22:13:00.000+08:00

张春玉

　　日前观看了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是由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先生为观众讲《消费主义与精神成人》的问题。这让我联想到 8月27日杨松坚先生在早报言论版发表的一篇文章《呼吁开展生命教育》。我想，无论是“生命教育”还是“精神成人”，它们的内涵有交叉部分，那就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夏先生说：一个人的成长有三个纬度：第一是生理上的，他的身体发育成熟了；第二是法学意义上的，他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是精神上的成人，他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尺度并自觉地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懂得自律、负责任、珍惜、敬畏，懂得不能让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人操心，懂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如何帮助孩子精神成人？

　　按照一般推测，似乎应该是社会、家庭、学校多管齐下，然而细想想，精神成人教育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人文教育范畴，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而社会环境的复杂，消费主义的泛滥、拜金思想的风行、人文关怀的欠缺等等，往往对孩子崇高精神的形成造成困惑、干扰甚至阻碍，他们耳濡目染的是物欲横流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是广告上衣服越穿越少的模特儿撩人的眼神，是名牌衣物、化妆品的宣传诱惑；他们耳提面命的是父母世俗的逻辑：读书是为了考大学，以便找高薪工作……这是一些父母的人生目标，和对孩子的人生指引，不是每位家长都懂得如何教导孩子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理想、更完美。因此，教导孩子精神成人，就主要靠学校了。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里欠缺生命教育这一环，教师只是把教导孩子专业知识和谋生技能做为自己的第一使命，而不是从心灵上去面对一个生命，不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来与你面对的这个稚嫩的生命进行对话与交流，那么我们的下一代精神成人的道路就会很艰难。也许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适者生存”、“据理力争 ”，而不再有 “宽容慈悲”、“饮水思源”；也许他们会幼稚的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折合成金钱，而再也无法理解最珍贵、最应该珍惜的东西往往是无价之宝……

　　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大学校长纽麦先生说，学校工作的第一位就是把学生的品性提升到博雅的高度，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自由人的教育；让一个人由于懂得做人的道理，让他的心理和行为上升到自由的境界，其他教育虽然也重要，却应居次。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面对心理问题？为什么小小年纪动不动就自杀、自残？为什么未婚先孕、吸烟吸毒吸强力胶吃摇头丸的青少年屡见不鲜？是他们的内心太空虚了，他们太缺乏生命的关怀和引导，在现行教育的流水线上，他们只是一个个产品。然而，在这一貌似全面的流水过程中，我们恰恰忽略了他们做为一个生命的本质，是活生生的有情感血肉，有喜怒哀乐的人。他们孤独困惑时我们在哪里？他们伤心绝望时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把掌声鲜花献给那些所谓成功的考获十科 A1的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可曾拥抱抚慰过那些默默流泪的心灵？在生理学、法学层面上他们已是成人或者接近成人，而在精神层面上，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的确需要一些生命的关怀和引导，走向精神成人。

对华文应用仍缺尊重心态　（2009-09-07）

2009-09-07T22:12:00.002+08:00

凌庆荣

　　我国政府积极推广双语教育多年，论成绩，有可喜的进步，亦有可忧的滞留。

　　在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大环境下，为了促进人民之间的沟通和经济发展，实行英语为先，其他语文为辅的政策和导向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恰恰就因为这个缘故，多年来政府行政机关以至民间社会组织，都在不知不觉中对第二语文的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基本尊重心态。

　　政府与一些民间组织这许多年来推动华文教育和华语学习不遗余力，应予嘉许。但时至今日，可以观察到我们在推动学习华文的进程中，仍旧是以其经济价值为作重点。当学习一种语文的基本心态和出发点是过度以其实际“利用价值”为考量时，必定产生利我者留，无利我者弃的结果。

　　这些年来一再发生的英文翻译华文的笑话，所折射的，正是我们对第二语文仍然欠缺应有尊重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地在中英文翻译上出洋象呢？究其原因，是有关方面缺乏了对华文应有的尊重。当然，没有谁不知道，在新加坡，一切行政公文，通告以至一般民间和商用文件，都始于以英文作为表述语文的文本。这没有错，错在当你要翻译成华文时，没有严肃地把它当作是“一回事”。

　　在事后的剖析中不外是：没有（或没资源）请专人翻译，没有认真校对（或其团队中根本没有看懂华文者），亦或是归咎于因为没有时间，匆忙赶场所造成的结果。总之，都是一些欠缺说服力的理由。事实是只要有心在先，这些都不是不可解决的障碍。

　　这样的处理态度，确实教人难以认同。我们以双语教育为荣，这种翻译上的不认真和错失，难免贻笑大方。

语文翻译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语句翻译，它必须完整地将整段文字所包含和欲传达的意思和讯息准确地翻译过来。因此，翻译者必须真正兼通两种相关的语文，才不至于闹出笑话。这现象不仅在新加坡出现，在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中文译英文的笑话，日本商品包装上也出现不少高山滚鼓（不通，不通）的例子。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需自责自省的借口。

　　翻译笑话不断发生，我们不得不呼吁在推广华文学习的同时，政府和民间组织也必须努力有意识地建立对华文应用的重视。所有行政和执事者都必须自警和调整对待华文应用以及使用华文时的正确心态，避免英文至上的心理。当然，我们也必须塑造国人自动自发和重视华文应用的社会环境。许多时候，我们注意到到，在不少场合，华文是因为民众大力呼吁或“情非得已”的勉强状况下，才付诸使用。因此，华文在人们（尤其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必然处于“二等”位置。要改变这种局面，华文就不能被当作“聊胜于无”的辅助语文。

　　

　　作者为退休机械工程师

孝道，应从小灌输（2009-09-05）

2009-09-06T23:01:00.000+08:00

华人社会承袭了数千年的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在古代“不孝”是重罪，官府会使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不孝”者。今日，孝道观念已淡化，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老人的事也时有所闻。但在现代社会提倡孝道，仍对加强社会凝聚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现代已没有严刑峻法的威慑，学校也不再要求学生熟读《孝经》，但家庭和学校仍可展开孝道教育。诀窍是从小处做起，三代同堂的家庭，父母可以以身作则，孝敬祖父母。核心小家庭则首先要让孩子体会到父母长年累月照顾其饮食起居的辛苦和爱心，对父母的感恩是孝心的源头。其次师长都要提醒孩子体贴父母，不要看到电视广告或看到同学有新球鞋和新电脑就要求父母也去买。另外，要从小培养尊敬父母、关心父母的言行。不要溺爱孩子，让孩子常帮父母做些洗碗、洗衣、买菜的家务，反而能让他们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及关怀父母的孝心孝行。

孝道传承靠身教（2009-09-05）

2009-09-06T22:48:00.001+08:00

周全生

　　典型的“华校生”自来对受英文教育的“英校生”有一种偏见，总以为他们因比较倾向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本身华族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太了解，因此对于华人或者说是东方人所注重的“孝道”并没有很大的意愿去实践。事实不然，华校生也不个个都是“孝子贤孙”而英校生并不见得每个都是大逆不道的“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在于为人父母者平日生活中有没有对他们的子女在人伦道德上“言教身教”给儿女做个好榜样。

　　我家有两个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弟弟，据我的观察，他们对父母的孝心并不亚于我这个“华校生”，这都应该归功于老父平日里的教导和以身做则的表现，让儿女看在眼里，当然就“有其父必有其子”。

　　父亲在世时常跟我们讲他11岁时就因受不了“晚娘”的不公待遇，遂只身随亲人逃到新加坡谋生，不久后年迈的祖父受到晚娘卷逃的刺激而病倒，父亲乃回国背着老父到新加坡，衣不解带地昼夜的照顾着他，但终究回天无力。祖父撒手西归后，老父痛不欲生，晚年还经常念念不忘此事，老泪纵横地对我们讲起这件事，这实实在在是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伤心事。另外，我外祖母虽有三个儿子，但她的后半生却是由我父亲奉养到终老，父亲事她如亲娘。这两件活生生的“孝行”对我们这些后辈可说是最好的“孝道”教育，也是老父对他的子女的最有效的“身教”。包括我那两位“英校生”的弟弟对“孝道”有了深刻的体会，长大后，不用教也很自然地“事孝至诚”了。

　　以金钱来奉养父母仅仅只是“孝行”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而如果连这一点最低的“孝行”都想省起来，真的是可恨又可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父母，大致上在退休后都能“自食其力”，他们至少有些公积金储蓄来养活自己，近年来政府又推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让老人家“老有所养，不必事事依赖儿女奉养。这一代人的儿女就可以免除或减少给父母赡养费。老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给予他们的金钱，嘘寒问暖，关爱和体贴，才是亲生骨肉能给予老人一种最刻骨铭心的精神慰籍，别人是无法取代的。对独居老人来说，义工的千言万语抵不上儿女们一句“妈，你好吗？”的问候语。要政府出面动用法律程序才勉强拿出钱来赡养父母，固然令人心酸，但如果连免费的“关爱”都不想付出，这种儿女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我的小儿子与我同住，每天下班回到家，就会大声对我们两老说“爸，妈，我回来了”，他的事亲态度也影响了媳妇，她也来一句“爸，妈我上班去了”或“爸，妈我回来了”，在耳濡目染下孙儿女们也有样学样，每天放学会家也来“爷爷，奶奶我回来咯”让我们两老听在耳里，暖在心里。这难道不是“身教”的效果吗？当然，这种两代甚至三代的亲和关系必需建立在“父慈子孝”或“祖慈孙孝”的基础上。而教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身教”。

发自内心的孝道最高贵（2009-09-05）

2009-09-06T22:46:00.001+08:00

孙静

　　赡养老人法令固然有用，但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以身作则，从小培养。

　　最近看到报章有关赡养父母法令的一些报道，显然时至今日，这类法令已是非常必要的。

　　在过去的时代，子女赡养父母是受到东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孝道是人生的最重要的美德。人人都会自发地赡养父母，孝敬老人。由于资源有限，即使成家之后，兄弟姐妹仍保持大家庭生活在一起，不尽孝道，会被邻居街坊和亲属同事耻笑。特别是父辈对年轻人一生的影响都很大，近乎于君臣关系。即使小辈心里有所不满，但也不敢公然违抗。有些人尽孝是发自内心，有些则迫于社会舆论不得已而为之。

　　但自上个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特别是受英文教育的一代已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敢对父辈直呼其名，过去老子打儿子那套棍棒教育很可能被控上法庭视为虐待，即使孩子胡来，做父母的也不敢动手，加上很多孩子是家里的心肝宝贝，有祖父母和父母两辈人的溺爱，地位上已经近乎平起平坐，儿子打老子的事情也出现了。大家庭也已经解体成为小家庭，不但邻里之间没有往来，甚至兄弟姐妹在各自成家后也减少了往来。英语体系的国家不兴这一套，养儿到18岁，轰出家门，各过各的日子，老了进老人院。所以造成东方传统美德和舆论的影响渐弱，子女有没有尽孝道，也无人知晓和过问。要不要赡养父母，凭的只是天地良心了。

　　其实赡养父母有很多种形式，除了必要的经济上的资助，最重要的还是不时探访和陪老人聊天，开解上了年纪，全身不适的老人，让他们在风烛残年也保持一个好心情。但未必一定要守在一个屋檐下，毕竟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难免言语不和。老人喜欢儿女听话，儿女则希望有个人隐私和自由。有条件的应该给老人一套房子自住，但要经常探望，不离不弃。做老人的则要让儿女保持些个人空间，不要事事都管，管好自己就行了。很多老人不缺钱，缺的是关爱，哪怕打个电话也好。

　　小孩子是最具模仿力的。做父母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孩子的眼睛。任何人如果不希望自己老来没有依靠，首先就应该善待自己的父母，从小培养孩子。不赡养老人，甚至把老迈的父母赶出家门，弃如敝屣，早晚会受到儿女类似的对待。

　　古人有个故事，说一个父亲把一张破草席拿给老迈的爷爷赶他出门，当孙子的就问爸爸做什么，爸爸说爷爷老了，没什么用了得离开家，家里不能再养他了。孙子回答说，那把草席割成两半儿吧，一半给爷爷，一半留着将来我给爸爸老的时候用，听了这席话，当父亲的羞愧地低下了头，最后把爷爷留了下来。

　　每个人在抱着自己的孩子，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儿女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当年自己也是父母手心里的宝贝，父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己，人人都应该记得善待父母，发自内心的孝道是最高贵最美丽的人性。

信约——永远的提醒与激励（2009-07-25）

2009-07-29T17:13:00.003+08:00

王永炳

　　今年8月9日是新加坡44岁生日，今年的庆典节目颇具创意，其中有一项是，在国庆日当晚8时22分，全国各角落将拉响警报，呼吁新加坡人一起宣读信约。

　　有些人不以为意，他们认为学生们不是在每个上课日念信约？为什么还要在国庆日号召全民念信约？但仔细思考，在国际局势纷纷扰扰的当儿，呼吁全民宣读信约，确实有其非凡的意义。

　　由建国元勋拉惹勒南在1966年草拟的信约，一直是新加坡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国家精神的象征。展读信约，不能不感佩开国者的先见之明。信约的中译文言简意赅只有51个字：“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

　　信约概括新加坡建国过程中务须注意的三大块：一、作为新加坡公民，必须认真了解我国社会的多元种族、言语、宗教的特质，绝对不能有所偏颇，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因素；其二、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管贫富贵贱，都应获得公正对待，地位是平等的。其三、国家的愿景是幸福、繁荣与进步，为了实现这个愿景，全民必须共同努力。

　　信约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口号，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与人民的约定。新加坡建国已44年了，我们正可通过信约来检测与反思我们一路走来的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新加坡而言，种族、言语和宗教问题犹如人体中的血脉与神经系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在宪法、国策上都有明文规定，绝对不容许失之毫厘。经过 44年的施政与教育，公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比起建国初期已增强许多。如今，新加坡人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信心满满地甚至自豪地说：我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没有种族差异。我们的双语政策（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母语保存各族文化的根），推行多年，也有了成果，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发挥效用。

　　新加坡的宗教非常复杂多元，但举国上下有共识，加上宪法明文规定、学校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新加坡总统宗教和谐理事会、全国教会理事会、族群互信圈、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等共同努力下，各宗教团体互相宽容尊重，和谐共处，已成为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品牌。更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回教堂挨着华人寺庙而建，兴都教和基督教堂比邻而立，近年来更有华人宗教与兴都教共用一个庙宇，这不可说不是奇迹。

　　只要我们放眼看看，周遭一些国家时常发生种族和宗教骚乱，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中。但是，新加坡建国44年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种族与宗教的骚乱，这是何等珍贵。李显龙总理认为新加坡所享有的种族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他吁请国人要珍惜、维护和巩固它，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联合早报，2009年7月19日）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自满而懈怠。

李光耀资政明确地告诉国人：“新加坡目前仍处于过渡性的阶段，要真正成为一个自然和谐群体的国家或许还要多50年至100年。” （联合早报，2009年7月19日）

　　这就是新加坡目前的定位。用心宣读信约可以巩固信心，不断提醒国人不能自满，同时激励士气，共同朝理想目标努力奋进。

作者是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

公务员队伍需要更多“中国通” （2009-07-27）

2009-07-29T17:13:00.001+08:00

公共服务委员会（PSC）今年遴选出84名学生，为他们提供海外优异奖学金和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其中，有10名学生将前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深造，成为公共服务委员会中国奖学金计划下，前往中国留学的首批奖学金得主。

　　在前天举行的奖学金颁发仪式上，李显龙总理对即将前往中国的奖学金得主们表现出了欣慰之情。他说，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都已经成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还将持续增强，对新加坡也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希望将来会有更多学生到中国深造。

　　李总理强调，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新加坡有很多企业在中国各城市、各领域发展，因此国家需要很多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与中国进行互惠双赢的交往与合作。他宣布，为了培养更多能够与中国打交道的公务员，政府将设立“海外发展计划”，为有此志向的大学毕业生和在职青年提供相关培训，最后把他们纳入到公务员队伍中，使他们成为与中国进行交往的储备人才。

　　在新加坡，对当代中国有深刻了解者其实并不缺乏，与中国社会保持密切交往的“中国通” 也不乏其人。但是，在公务员系统中，特别是在前台与中国政商界进行直接交往的公务员中，真正的行家里手或者游刃有余者当属稀有人才。十多年之前，这种“人才荒”显得还不那么突出，但现在却已经变成不可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形也大致如此。面对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个人，人们都不得不重新变换看待中国的视角，重新思考与中国的相处之道。而其中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所有人都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多地寻求与中国合作。在本质上，这和喜欢或不喜欢、认同或不认同中国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追求利益。在政府层面，追求的是国家利益，企业层面是商业利益，个人层面则是人生规划。

　　当然，新加坡与其他国家毕竟不同，它有更好的条件从中国崛起的现实中寻找机会发展自己。首先，新加坡政府高层与中国政府高层之间的接触非常密切，对中国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把握，是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因此政府近年来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措施，都与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相适应；其次，新加坡毕竟是以华人为主的东方社会，中华文化在民间的根基较深，只要政策上予以引导和支持，就能源源不断地为政府和企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国通”。

　　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最近几年来，我国教育当局密切配合政府的发展战略，在中学阶段就开始激发学生们对当代中国的兴趣，诸如“双文化”和“中国通识”等选修课程，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未来“中国通”的成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说，要培养更多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才，就必须继续从青少年做起，从校园开始做起。

　　以新加坡当前的整体教育模式和“中国通”的培训途径来看，未来与中国打交道的人才将是全面发展的“多面手”。再加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凡是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人才，其视野也会广阔，潜能也很大，足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拳脚。因此，新加坡培养的“中国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世界通”。

赞同重罚在巴士和地铁上吃喝的乘客（2009-07-25）

2009-07-29T08:33:00.000+08:00

孔德威

　　有很多次我乘搭SBS巴士，在后部车厢里座椅上，发现有很多搭客吃剩的食物袋子或饮食空水瓶留弃在那儿，这类狼藉不堪的情景，每每令我很光火！巴士公司向来就禁止搭客在车厢内饮食，怎么会有那么多乘客不肯守规矩呢？

　　另据调查显示，在我国地铁月台和车厢内违规饮食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SMRT企业从上周起加强取缔行动，500多名地铁站职员将每天分批轮流巡视车厢，一旦发现乘客违例，就会当场开罚单（Notification of Offence）。报道说，在一个下午短短两个小时的取缔行动中，共有8名乘客被逮个正着。此前，尽管地铁车厢里明显张挂了“不准饮食”的标牌，地铁中央广播系统也不断重复播出相关信息，一些乘客还是照吃照喝！根据快捷交通系统法令（Rapid Transit Systems Act），在地铁饮食的初犯者可面对罚款30元，一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罚最高500元。

　　我赞同这样的重罚，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重罚而国人能自律，不在地铁内吃喝，那就更加理想。我这并非痴人说梦话，亚洲国家里就有这样的典范。在日本的各大小城市，地铁和电车里，虽然没有“不准饮食”的标示和广播，但乘客都自律，没有人吃东西，因为日本社会已有共识，认定在车上饮食是失礼的行为。

　　但我们如果没有严抓严惩，恐怕最后的结果不是跟上日本的典范，而是步上上海的后尘。我听说，在中国上海，有很多乘客为了节省用餐时间将食物带进地铁里，吃完了就随手丢到地铁站台或地铁车厢里。据调查，每天地铁的工作人员都能捡到大量废弃的饮料瓶。尤其是客流量大的上班高峰期，乘客手中的饮料经常会洒到其他人身上和站台的地面上，洒在车厢里，如果不及时清理，被人踩来踩去就成了“大花脸”。显然，这些都有损上海都市文明形象。

　　我认为，公共交通系统是我国面对世界的一个窗口，SMRT和新捷运都应该加强取缔违规在巴士和地铁车厢内饮食的乘客，以维持我国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文明形象。

保持个人卫生还须顾及他人（2009-07-25）

2009-07-29T08:30:00.000+08:00

陈绿竹

　　所谓“见微知著”，从一个小小动作就可以看出那人的行为规范、学识水平、家庭教养、做事原则等基本表现。近几个月甲型H1N1流感在社区蔓延，虽然患上流感对大多数人而言，也并非大事，只要及时求诊就可以了。然而，预防胜于治疗。如果个人只知保持自身卫生却不顾及他人，那是相当自私的举动。

　　最常见的是打哈欠、打喷嚏、咳嗽，嘴鼻不遮，让臭味和细菌散播开来，在场的人来不及防备。有人在女厕洗完手将水乱泼，旁边的人被水泼到，只能瞪她讲她，她一句“sorry”便算了结，语气中没有一丝歉意，反而从神情中显示她认为嫌她泼水的人太过计较。

　　还有的如厕时，以为厕纸免费，供应充足，便乱拉乱丢，弄得地上满是纸。这样的浪费厕纸，漠视卫生，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如今没有几个人再提到“优雅社会”。再说，优雅社会不单从大处明显着手，看不到的或者小小细节都蕴含在内。

华语受到各方影响（2009-07-24）

2009-07-29T08:29:00.000+08:00

吳姿嬑

　　7月17日有位读者以“您说的华语标准吗？”为题，发表於联合早报交流站。

　　其内容指出许多“潮流话”诸如：“你好屌”、“这件衣服很潮”，抑或“品质”的“质”，标准是第四声，但很多人因为受到台湾说话方式的影响，都念成第二声。又指出因为如此，而让国人渐渐患上“语病”，使得本地人民的华语程度都离标准相去甚远。

　　此言差矣！

　　敝人在台湾时是一名小学课辅教师，对台湾的教育体制略知一二，来到新加坡承蒙厚爱，仍能继续执教。

　　上述“品质”的“质”在台湾，标准读音确实是念第二声，所以，偶像剧的演员发音并没有错误。指国人受台湾偶像剧影响，而读错音，讲华语有语病，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其次“你好屌”、“这件衣服很潮”这些纯属流行语，在台湾的教育界也曾掀起阵阵波澜。然而，这种青少年的流行用语是否该被归入正式中文的行列，或者应由台湾教育部与相关学者去研商，达成共识后，公布于世，或编入字典。而非一般人可以评定的。

　　不过，语文是演化的产物，许多流行语也曾经在台湾的升学考试中出现，可见，中文不是死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当越来越多人认同这种用法时，也许它们就变成规范用词了。例如，“嬑”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只字未提，然而清康熙字典却收录了“嬑”。又如，“巴刹”本非华语，但因为地缘关系就由马来话直译成新加坡规范的中文。可见，新的词汇是源源不绝的。

　　南大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周清海先生也曾指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1949年之后，中国和其他华语区隔离，中国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大变迁而变迁。中国语言独立发展，对其他华语区很少构成影响。而1949年前的“国语 ”，华语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较多，与1949年以后独立发展的”现代汉语“的距离比较远。”敝人观察台湾的发音方式对新加坡民间颇有感染力，然而，正式的中文用法系以“现代汉语”为准则，所以，台湾的发音在此立足点之下，便被误解为是误用。

　　敝人也常发现许多华文老师的华文文法错误（有些错误是受到方言影响），例如：“你吃饭先”、“骗话”、“拜六”等等，标准华文是：“你先吃饭”、“谎话”、“星期六（或周六）”。每每听到从华文老师的口中吐出这样的句子，我实在是感慨万千……

推广学好华文华语的风气（2009-07-24）

2009-07-29T08:28:00.000+08:00

陈真回

　　当今世上已经学好华文华语的人很多，甚至是精通汉学的异族人士，也为数不少。探讨原因，有的是因为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穷毕生的精力潜心研钻，终究成为国学大儒或汉学专家。有的是想要学好华文华语，经商中国，以便从那广大厚实的市场中分一杯羹，而大部分用华文华语的还是华人族群。他们散居世界各地，用自己母语，世代传承老祖先的文化传统。

　　中国崛起，华文是否成为世界流通的主要语文，这和国际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势态，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想要学好华文华语的主要驱动力。有了强烈的学习动机，自然会做好学习工作。7月8日“站长的话”认为对语文的学习起着主导作用的还是社会大环境。我深感赞同，也引发了诸多感触。

　　新加坡早期的华校，规定华文一科必须及格，否则不能升班。因此，以前华校高中毕业生，一般上都有很好的华文根底。其后新加坡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教育制度上做出重大改革，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修读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而母语可作为第二语文学习。但英文若考不到优等以上的成绩，要想升学就困难得多。形势改变，华文成为学生心目中的次要科目。对许多学生而言，搞好英文和以英文为媒介的数理文史等科目，将来才有升学与就业的展望，华文不过是虚设的科目，无关前途大计。这种心态，至今依然如此。难怪许多华文教师都在埋怨教学不易，希望有新的举措来激励学生们学习华文的兴趣。

　　中国强盛起来，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华文也将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语文。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不管是从文化的观点，或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国际形势的改变，都有大力推广华文的需要。更何况，过去有许多人因错过机会而没把华文学好。他们多数是推广华语运动锁定的对象，来自著名英文学府，如今已成社会中坚，国家精英。他们个个身负重责，准备进军中国，为新加坡打拼。令他们苦恼的是华文水平不佳，还不能有效地在异国与人应对。我们的确应该推广学习风气，帮助国人学好华文。往后的年头，情势更为迫切。

　　推广学好华文华语，或用精神与物质作为奖励，或提供学习上的方便，藉以倡导学习风气。有关这几方面，推广华语理事会都做得很好。他们通过媒体落力宣传，应用互联网进行有奖猜题游戏，让国人讲华语，写华文，亲自体验华文、中华文化的魅力，借以提高华语华文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必须是持续不断的活动，日就才能见功效。可行的办法之一是设立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学习平台，提供读音指导，词义解释，成语典故索引，篇章导读，语文互译等服务，这对自学者帮助很大。所提到的各种服务设施，散见于国内外许多网站，若能善加规划与组合，不仅是一种学习利器，也是推广华文华语的有效办法。（编者按：OMY和通商中国在上星期六开通的Cling网站便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学习平台，因为这个平台也可以链结到其他华文学习网站。）

未来钱应怎么花？（2009-07-23）

2009-07-23T12:04:00.001+08:00

自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以来，“不该花未来钱”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指出，不仅个人不该花未来钱，国家也不能举债花未来钱。君不见小国冰岛名气大，国家经济、医疗、教育等各方面都是世界先进的，在联合国发展指数中名列前茅，原来是靠高息来取得贷款，维持人民令人艳羡的富裕生活。

　　但有专家指出，不对呀！许多国家的重要建设都是靠发国库债券，而这些建设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如果不花未来钱，不举债，它们肯定没有今日的发展。有许多名人是穷学生，他们向银行取得学费贷款，或取得国家或大机构的奖学金，才能学有专长，开展未来灿烂的人生。可见花未来钱的前提应是：一、可贷款来投资于有未来发展潜能的事物（基础建设、个人教育），而不应借钱花在享受的消费上；二、贷款如购物，应货比三家，选择最低息的贷款。贷款不是去拍卖会，不能以付高息来争取贷款。

国人不应花未来钱（2009-07-23）

2009-07-23T12:03:00.000+08:00

程玟喜

　　种种数据都显示国人倾向于消费未来钱以满足当今的物质享受。信用卡的坏账不断上升更说明了这点，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国人因欠下大笔卡债无力偿还而被迫宣布破产。

　　信用卡的消费额激增除了因为持卡人数的增加，持卡人持有更多张信用卡之外，政府放宽了信用卡的申请条件，导致很多以往没有资格申请信用卡的国人如今也成了以信用卡花未来钱的消费群。

　　如今月入不足两千元也可以申请信用卡，甚至连还未真正踏入社会工作的大专学生也可持有信贷额不超过500元的信用卡。一些非传统的金融机构也为月入只有1600元的国人提供无抵押贷款。

　　虽然跟美国相比，新加坡的信用卡坏账问题不算严重，但是却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已经逐渐养成了美国人大花未来钱消费在奢侈品的陋习。在笔者看来，长此下去对新加坡绝非好事。美国的经济有70%是依靠国内消费来支撑的，是名符其实的消费大国。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却大不相同，国内消费只占生产总值的 40%，是属于出口型经济。因此国民大花未来钱增加消费对刺激经济的增长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为了消费而承担大笔债务，却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明显的后果是，国民储蓄率将下降，一些人会因卡债成了卡奴，因车债及屋债成了车奴与屋奴。许多人会为了追求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甚至会因债务和工作的负担而患上各种精神病。

　　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是，很多年轻的国人忽略了量入为出的重要性，大手笔刷卡买名牌货，吃大餐及为了买车买房子而欠下大笔贷款。他们一旦突然失业或减薪就立刻陷入财务危机。所谓由奢入俭难，这些平时大手笔花钱的年轻国人基本上又没有多少存钱，因此一旦陷入这种情形就无所适从，很快就会感到穷途末路。

　　因此，笔者认为收紧信用卡的使用及严格管制消费性贷款是十分有必要的，以往在本地买车必须先付相等于车价30%的头期款，因此贷款买车的国人都有经济能力继续偿还汽车贷款。但是，自从金管局放宽汽车贷款之后，很多基本上没有经济条件买车及拥车的国人也去贷款买车。结果是我国道路变得更拥挤，更多国人变成了车奴。由于现在花未来钱的途径仍然很多，很多收入不算很高的年轻国人也学那些阔太太那样花数百元买手提包，花整千元买件衣服。但是高消费及高享受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只有限制国人取得未来钱来消费的途径，才能促使国人认真看待量入为出及积谷防饥的重要性。

公共走廊也应划为禁烟区（2009-07-23）

2009-07-23T10:58:00.000+08:00

陈思谦

　　政府多年来通过了各种方式，鼓励人民减少或禁止一些场所吸烟，保护了人民的健康。

　　然而，仅有政策，少了烟客的配合是不足够的。时常见到，周围的烟客在一些公共走廊，手中拿着香烟一面走一面抽吸，除非你慢慢远远走在他后面，否则，要超越他时就先得吸一两口二手烟。

　　有些烟客站在繁忙的走廊旁（例如通往地铁站的公共走廊）抽吸，你经过他身边，周围都是一大团烟雾，很难屏息不吸入二手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几乎每天都要遇到至少一至三次这种情况。

　　因此，希望有关当局若要考虑扩大禁烟区，应把公共走廊和人行道也设为禁烟区。

“小奇迹”来之不易（2009-07-20）

2009-07-21T22:48:00.000+08:00

李显龙总理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周末两个以提倡种族和谐为主题的场合上，分别谈到种族和谐的的课题。李总理说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而李资政则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和谐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种族之间的自然和谐仍只是一个理想，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有如“工程进行中”(work in progress)。

　　种族和谐在新加坡的环境下永远是一个常新和不会过时的课题，当新加坡人习惯于种族的和平相处，几乎是“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的时候，就会出现偶尔的突发事件，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来之不易，我们在这方面仍必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例如学校规定餐厅只能售卖回教食物、学生不能自带食物在学校餐厅用餐这等“小事”一旦发生，教育部即刻采取鲜明立场，纠正学校的作法；又如网上有人发出污辱其他种族的言论、有人散发不利宗教和谐的传单，政府也随时采取法律行动。又如来自同一教会人士成功地在非政府组织里“夺权”的事件，政府也迅速表态。通过最近的种种例子，政府传达的是政府致力种族与宗教和谐的坚定政策和对任何潜在的危险因素都不会掉以轻心。

　　从44年前独立至今，政府所致力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让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区里，这项政策是成功的，不同种族的新加坡人都习惯于比邻而居，不会因为隔壁或是楼上楼下住的是异族而有所冲突。本报接获的组屋居民对邻居的投诉，基本上是有关噪音，或是邻居所造成的不便。大体而言，因宗教、语言不同而发生的邻里冲突是非常罕见的。宗教和谐法令的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过分狂热的宗教人士的传教起着一定的阻吓作用，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像如组屋区这样公开的生活环境，不同宗教之间的容忍与共存能够成为一种民间的常态。但在一切相安无事的表面底下，我们还是得处处提防任何危及和谐的因素的突显，尤其是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已越来越普遍，若我国的社会和谐演变成是过于依赖宗教和谐法令来维持，那肯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局势，因为对宗教信仰高度热忱的人有时是不惜当宗教的“烈士”的。

　　另一个较为人所关注的发展是，新移民的增加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常态会带来的影响。新加坡人在适应了异族为邻的生活后，要来适应“我的邻居是新移民”，说难不应该是太难，说容易也不一定是很容易。基本上这牵涉到人们对新移民的态度和接受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对外来人带着排斥或是抗拒心理，则要他与新移民成为好邻居，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两个星期前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所发生的维吾尔族与汉族的血腥冲突，事件导火线可归咎到广东一家玩具厂内汉族与维族工人之间的一场小误会。但是导火线毕竟是导火线，两族之间平日的一些积怨才是真正的火药，没有火药，导火线起不了引爆效果。新疆事件告诉我们，政府一方面得严厉对付网上不利种族和谐的言论，另一方面更得在不同种族之间培养相互之间的诚信与善意。有了足够的诚信与善意，社会和谐才不会轻易地被偶发的事件所破坏；各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猜忌，也就不容易受到挑拨。几年前的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以及回祈团在我国的恐怖袭击阴谋被粉碎之后，政府更进一步设立了"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nter-Racial and Religious Confidence Circles）和推行“社区参与计划”（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me），一面加强各族之间的互信和凝聚力，化解非回教徒对回教社群的猜疑和顾忌，一面加强国人应付恐怖主义威胁的思想准备，以免新加坡一旦遭恐怖袭击会出现族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近60年前，新加坡一场导致18人死、百多人受伤的血腥种族暴动事件中的主角玛丽亚·赫托(Maria Bertha Hertogh)，两个星期前病逝荷兰。她的死让我们回忆了那一页惨痛历史，今日年轻一代也许从课本上略知一二，但对于引发暴动的社会和宗教因素，我们今天还是有作深刻认识的必要。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两场种族暴乱，对我们也不算是太远的事，但人们对事件的感受会被时间所冲淡，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是理所当然，一个能够确保我们达致这个理想的政治领导层也同样不是理所当然的。

钱财不能取代对父母的关爱（2009-07-17）

2009-07-21T22:47:00.000+08:00

李汶贞

　　拜读了交流站韩辉英先生的《法律不能追讨子女对父母的爱心》一文，我对其部分观点深表赞同，但仍想做出补充。

　　我觉得赡养父母法令是想让为人父母者在经济上的有所保障，但是可能会间接造成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父母亲把孩子辛辛苦苦的养大，并不完全是希望能从孩子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回报，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给予年迈父母的无限的关心、亲情及对他们的爱。

　　政府提出修改赡养父母法令的出发点虽好，但是，如果孩子是因为在法令的强制下而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状况下给予父母金钱上的资助，那么，孩子可能会把积压多日的不满都对父母发泄出来，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上的裂痕将会越来越难以弥补。从而，使得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法律无情，人间有情。因此，我深深地认为大部分的父母并不奢望孩子能够给予金钱上的补助，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常伴于左右，给予他们更多的亲情的关爱。

不应让孩子错过学习第三语良机（2009-07-20）

2009-07-21T22:46:00.000+08:00

丘幼琳

　　早报7月15日的言论版刊登了一篇短文，作者在文中对教育部目前推行的第三语学习计划提了质疑。她认为，许多学生在掌握英文与母语时，已经不胜负荷，所以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尚不成熟。身为一位小三学生的家长，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不同意见。

　　我的孩子目前在学校修读的是华文和英文。这学期，他将开始参加学校的马来语课外学习计划。据我所知，这项计划在他就读的小三班级并没有强制实行，也不会有考核记录，计划的重点是增加学生对第三语言的了解。

　　从这样的安排来看，这项计划除了占用每周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以外，并没有给孩子和家长带来额外的压力与负担。与此同时,孩子则可以利用这项几乎免费的计划，开始了解友族的语言乃至文化。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良机。毕竟，孩子从幼年到青年这一段时间，学习语言的能力是最强的。如果错过这段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要学习语言恐怕只会事倍功半，更加艰难。

　　新加坡小国寡民，多个种族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语言是了解友族文化的桥梁。这一份彼此的了解，对新加坡的生存与长远发展，的确举足轻重。我想教育部的这一计划，不止用心良苦，也是寓意深远。

　　说到学生们对学习语言的畏惧，它引发了我的思考。每一个有求学经历的人都明白，求学途中的艰辛,困惑,乃至挫折，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挑战。身为父母，我们要怎样帮助孩子来应对?

　　回想当年，孩子学步时，我们都知道他会有跌倒的危险。但是没有一位父母因为这份疼爱而让孩子放弃。孩子一天天地成长，每一天都会面临新的挑战。与其因噎废食，我们更应该帮助孩子认识和建立正确积极的学习态度，教他们不要轻言放弃。毕竟，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这也是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求学路短，人生却漫长，求知更是无涯之旅呀。

　　孩子们的天性是好奇的，他们喜欢探索。当今有不少孩子将学习语言视为负担，这也许不是因为学习本身的挑战，而是来自各方的期待与评价形成了与他们年龄不成比例的压力。

　　我想，教导第三语言的老师，在实行这项计划时，可以尝试着先打消孩子们在学习压力这方面的顾虑，然后再将他们的兴趣逐渐地带动起来。这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希望老师们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这个过程中，家长的支持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老师和家长们能够一起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重新寻回学习乐趣的机会。

生命教育应从学前家中做起（2009-07-15）

2009-07-21T22:39:00.000+08:00

麦彩明

　　拜读《交流站》7月9日刊登的穆军君《生命教育迫切需要》一文后，笔者也希望能提供一点个人的意见。

　　现今孩子大多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不懂得爱是何物。加上电脑游戏荼毒了孩子们的心智，一个个只懂得爱自己的怪物产生了，觉得死亡只是完结一个可再重来的游戏。没有人会觉得可惜，心疼或损失。这样长大的青少年，在叛逆期间，心中鸿沟可能连专业人士也很难跨得过。

　　所以文中强调：“让学生了解，生命是一切宝贵事物中最宝贵的东西……”对此我深表同意，但只想再提醒，不能只片面依赖学校教育。教育的要旨是要从“教” 和“育”两方面同步进行才可以。现今父母大多从大处着眼，忘却从小处着手的重要性；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因此读书之外，一切都变成小事，并没有对孩子从小就灌输道德观念，让孩子在爱自己之余也要关爱他人。

　　而且学校在大环境的急促变化中，也比较偏重知识灌输和技能培训，以配合社会需求。结果是在孩子思想逐渐成型的关键性时段，偏重于科技电脑与考试技能的训练，而忽略了公民伦理教育。

　　鉴于学校和家庭对生命教育不够重视，我认为于今之计，应要先教育父母不要轻视学前和小学阶段的孩子，要教导孩子爱己及人的道理，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孩子知道他们很爱父母亲，不想失去父母的同时，父母也很疼爱他们，也不想失去他们。使孩子在压力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时，多想想其他的家人、师长和亲友。

　　笔者认为孩子日渐成长，从青少年过渡至成人的艰苦日子里，亲密的亲子关系能使彼此心灵靠近，能分享喜与悲，也能互相扶持健康成长。生命的教育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根植入孩子的脑子里。

积极培育双语双文化的年轻一代（2009-07-18）

2009-07-21T22:37:00.001+08:00

近年来，许多外籍人士都在热切的学习华语，更多的中国人也同步在热衷的学习英语，如果新加坡华人不迫切地善用现有的优势，只满足于使用英语与西方国家建交与发展，并依赖上一代的华校生及新移民带动新加坡与中国通商，我们将会落在后头。

张舒彬

　日前在电视看到，身为英校生出身的苏醒仁先生荣获了《华文？谁怕谁！》大决赛冠军，这事让人鼓舞，也让我感触良深。

　　我是七十年代的华校生，当时，除了数理与英文科之外，其他的科目都以华文教学，同学之间用华语交谈。我自十岁起，参加了新加坡广播电台属下的少年儿童广播研究组主办的戏剧团体，由此奠定了我的华文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在会计行业工作了16年，工作上完全没接触华文。六年前转换跑道，开始中英口译与笔译的工作，逐渐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华文的热爱。初期，由于20多年少用华文，老碰到词不达意的情况。可是，让我惊讶的是，我学生时代学过的，竟然能从脑海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库里逐步的被派上用场，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少儿时期的学习的深远影响。

孩子对华文没兴趣　　

　　我有两个孩子，14岁的女儿（中二生）与8岁的儿子（小二生）。我与先生（英校生）自认识起都以华语交谈，孩子出世前，我们也决定要与孩子纯粹用华语交谈。当时，周围许多朋友与同事，都被孩子对华文没兴趣的问题所困扰。一些华校出身的朋友，为免得孩子重踏他们过去学习英文的辛苦过程，在家中用英语与孩子交谈。我的想法则是，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让孩子通晓并掌握英文是绝对没问题的。

　　果然，两个孩子开始上学后，只须几个月，就浸濡在讲英语的学习环境中，英文科的成绩也很杰出。可是，仅一年半后，孩子开始用参杂英语的华语交谈，甚至干脆完全用英语交谈。足见学校的大环境对小孩学习语文的能力确实影响重大。　　

　　让我痛心的是，我的女儿逐渐对华文失去兴趣。小六毕业后，她选读了一间传统的英校教会学校，华文程度每况愈下，升上中二后，她决定不再选修高级华文，她说：“读我没兴趣的科目，是不会考到好成绩的！”

　　我在口译工作中，接触到许多新加坡华人，他们基本上可用简单华语与中国人沟通，可是在商业与技术交流方面，却得靠翻译来与中国人沟通。这不禁让我为下一代的华文水准感到担忧。

近年来，政府开始重视华文教育，不断地探讨与发展有效的华文教育课程，致力于完善宏观的教学政策与体系，并拨出大笔预算投资于基础设施。但我认为，在执行理性的教学的同时，学校方面可以更注意感性方面的教学，运用创新、灵活并有效的方式去激发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学校也可以利用华人传统节日，如华人新年、中秋节等，举办一些生动有趣的活动，包括猜灯谜、书法比赛、提花灯等，让孩子更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对孩子学习华文的兴趣肯定有积极的作用。　　

媒体能扮演的角色　　

　　家长的责任不仅限于为孩子安排华文补习、考好华文成绩而已，家长应该以适合自己孩子的方式，去激发与鼓励孩子更广泛的去接触中华文化，例如阅读各类的华文书籍、听华语歌曲、学书法、观看适合年龄的华语电视节目或光碟等等。

　　孩子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章、杂志、娱乐界、互联网等。我认为，电视媒体还能更进一步提升节目水准，在制作迎合大众的节目的当儿，电视艺人也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华语水准，新加坡式的华语不该被提倡。另外也该多制作华语儿童节目。

　　在中国（包括台湾与香港）以外的华人族群，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新加坡华人确实占有通晓双语的优势。但近年来，许多外籍人士都在热切的学习华语，更多的中国人也同步在热衷的学习英语，如果新加坡华人不迫切地善用现有的优势，只满足于使用英语与西方国家建交与发展，并依赖上一代的华校生及新移民带动新加坡与中国通商，我们将会落在后头。面对当前形势，我们务必利用现有的优势，全力以赴的提升新一代的华文水平，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新加坡才有望成为实至名归的双语双文化的国家。

　　

作者从事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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